大约在1901年，在波兰的一个小镇，肖肯，现在被称为斯科基，有一个叫鲁道夫·弗莱施曼的助理拉比，同时也是屠夫。与此人一起的当地检察官，M. 诺斯科维奇，他们关系友好。弗莱施曼，他的名誉被拉比博士维尔琴菲尔德严重损害。这个拉比博士骚扰了他的未婚妻，挖苦地向他的基督徒朋友抱怨，并把他和许多有关犹太人的反基督教著作联系起来。他们谈论到锡安长老议定书，这在当时俄罗斯已经为人所知了。正如诺斯科维奇在书面声称的，弗莱施曼向他保证，《议定书》确实存在，而且不是伪造的。此外，《议定书》肯定出自犹太人之手。他进一步强调，他有责任警告他的基督教共同宗教人士和公民关于犹太人的危险。

诺斯科维奇也涉及第二个案例。1906年，他把这个问题直接交给了波兰斯沃泽兹著名的拉比·格伦费尔德，求证《议定书》是否真实。格伦费尔德给了他如下的回复：“我亲爱的诺斯科维奇先生，你太好奇了，你想知道的太多了。我们不允许谈论这些事情。我不能说任何东西，你也不应该知道任何事情。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小心，否则你的性命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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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份俄罗斯上尉乔治的进一步声明。（我们的读者会明白，我们不能说出他的真名，否则可能会危及他在苏联的亲属的生命。）1924年2月，在南斯拉夫，他拜访了来自苏维埃俄国的犹太人萨维利·康斯坦蒂诺维茨·埃夫隆。埃夫隆早年曾是维尔纳的拉比。然而，他皈依了希腊东正教，并在圣彼得堡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此外，他还是一名作家，以"莱特温"为笔名写作。他是保皇党报纸《光》的编辑，也是《信使》的撰稿人。他还是一部名为"走私者"的话剧的作者，该剧对犹太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此，他遭到一些犹太人的残酷攻击。当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不得不从他的国家逃难，最后抵达塞尔维亚，他在沙巴茨区佩特科维茨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庇护。正是在那里，他于1926年去世。

当乔治上尉就《议定书》的真实性问题询问他时，埃夫隆强调说，他早就非常熟悉《议定书》的内容，事实上，在《议定书》出版前已经很多年就已得悉。埃夫隆的话是由乔治上尉记下来的，他于1928年10月从巴黎俄国教会大主教那里获得了他对此事的宣誓声明，从而确保此事的真实性。

两份书面声明，即检察官诺斯科维奇和乔治上尉的书面声明，均由陆军中校弗莱施豪尔列入在他向伯尔尼法院提供的专家报告中。然而，与弗莱施豪尔提供的所有其他证据一样，马克思主义法官完全无视这些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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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隆一案让我非常感兴趣，因此我接触了不同殖民地的俄罗斯移民，以期找到熟悉他的人。结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发现一个俄罗斯人以前曾在兰格尔的军队中作战，瓦西里耶S.（他的真名也被隐去），他在佩特科维茨与埃夫隆交了朋友，实际上他给了我一篇埃夫隆自己用俄语写的《议定书》的简短文章。它实际上是埃夫隆在1921年写给俄罗斯移民报的一封信，该信由巴黎的布尔策乌编辑，"奥布施切耶杰洛"（事业公社）。埃夫隆当时在这份报章中读到了一篇文章，其中一位名叫A.J.库普林的作家质疑《议定书》的真实性，并尝试表明这些议定书是伪造的，他认为犹太人不可能造出这种反基督教的作品。愤怒的埃夫隆随后给编辑写了以下信：

"在我安静的修道院里（我住在塞尔维亚一个修道院里）我很少看到报纸。然而有一天，一本《奥布施切耶·杰洛》传到我手里，在里面我读到了A.J. 库普林的专栏"古斯利茨卡娅·法布里卡"。库普林先生在其中讨论了尼卢斯的犹太复国主义议定书，并为读者描述了他细读此书后的感想。他就《议定书》的真实性得出什么结论，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在此问题上，库普林先生不是权威。然而，我还是注意到了本专栏的某些陈述。库普林先生写道：

"《议定书》中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彻头彻尾的、盲目的、愚蠢的，对基督教的统一仇恨，只能是出自一个缺乏想象力和司空见惯的“仇犹人士”，根据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写作，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锡安长老。议定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渗透着鲜血、复仇、奴役、和毁灭。人们不仅感受到语言中的致命和毒力，而且也有让人无力的司空见惯。当两个国家的外交官开始吹瓶子狂欢，或者当两个金融家开始拔鸽子毛时，他们通常不会用惯常的名字来称呼事物，而是习惯用亲切的话语和雅致的方式来掩盖严峻的现实。这70位长老是聪明人的最高权威。毫无疑问，他们自己也是非常有教养的人，他们显然会为《议定书》中归咎给他们的这种原始和大屠杀般的暴行感到羞耻。"

"上述引文透露出，这位善良的作者对《议定书》充满怨恨，作者的基督教良知，无法与《议定书》中所散发出的对基督教的邪恶和仇恨相调和。因此，他无法承认《议定书》是真实的。出于善良，他无法接受。确实如此。当这种邪恶和仇恨被发现时，人们很难接受。对于一个在基督教伦理中长大和接受教育的作家来说，这些东西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荒谬的。但是...这种邪恶和对基督教的仇恨在天选之人心中都一直存在，过去是，今天也是。

"我建议这位善良的作者与帕斯马尼克先生沟通，并请他翻译以下祷词，每个犹太人每天都要重复这祷词三遍。（我认为，帕斯马尼克先生熟悉古代希伯来语，也熟悉祈祷。）

"SCHAKETZ TISCHAK ZENU', SAWE TISSAWENU, KI CHEREM, "HU"...

"这些话，我重复一遍，我希望帕斯马尼克先生能证实我所说的话，每个犹太人每天都重复三次祈祷。现在，如果帕斯马尼克先生能够准确地翻译希伯来祷词的话，库普林先生若了解到他们的意思之后，他一定会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荣誉的人，他一定会公开撤回他在上述声明中所说的话。这种声明显然是由善良的心和基督教仁慈的感情决定，而绝不是基于对犹太教或犹太伦理的任何了解。

P. S.如果在接下来的十五天里，帕斯马尼克先生不向A.J.库普林传达希伯来祈祷的意义，我将会在《诺沃耶·雷姆贾》中印刷一本译本，为了教育库普林先生，同样也是为了教育其他作家，他们全都出于善意而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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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埃夫隆的俄语摘要，找到了以下进一步的注释，以及希伯来文的翻译：

"直到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些文字一直被印在希伯来祈祷书上：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期，俄罗斯审查制度禁止他们这样做，当然这并没有阻止犹太人，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每天重复念三遍祷词。

"Schaketz tischak zenu",你应该完全厌弃它，（指基督的十字架），

"Save tissawenu",你应该完全憎恶它，

"Kicherem",因它是个诅咒。

"Hu!"，啊！*

*）这个犹太诅咒出自圣经（申命记7:26）

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申命记7:26）

布尔策乌从未发表过这封信。他还在伯尔尼法院作证时隐匿了这封信没有提交作为证据。埃夫隆是否按他的意图把它送到了《诺沃耶·雷姆贾》，目前还不得而知。

埃夫隆对《议定书》的态度鲜明。他以此作为契机，否定任何这样的“伪造”论，即尝试证明《议定书》是伪造的。他没有就其真实性发表任何直接意见，但他否认库普林有权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理由是他不了解其主题，但他强烈否认该信试图确定《议定书》为伪造。 1936年12月15日，瓦西里耶·斯米里诺在两名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撰写了以下报告，其中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21年，我以兰格尔将军的军队军官的身份来到南斯拉夫后，在沙巴茨区的佩特科维茨村遇到了一群俄罗斯移民，有人建议我住在那里。

"在这个村庄附近，我发现了圣佩尔科的塞尔维亚修道院。不久之后，我听说，在这个修道院里，萨维利·康斯坦蒂诺维茨·埃夫隆（Sawelij Konstantinowitsch Ephron）在那里居住着，因为年老体弱（他当时72岁）他无法从事任何积极的工作。埃夫隆是根据沙巴茨主教迈克尔的建议来到这里的，沙巴茨主教所在的教区就是这个修道院。迈克尔主教以前是莫斯科一家塞尔维亚宗教团体的负责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收到'奥布施切耶杰洛'，其中三份从巴黎转发给我，以期在俄罗斯移民中分发。埃夫隆听说我收到了"奥布施切耶 ·杰洛"，并通过一位俄罗斯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要我去看他，并说他很想看到有问题的报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拜访了他，也开始给他寄报纸。因此，我与埃夫隆开始接触了。

"后来，在上述期刊的第440号，库普林写的一篇专栏以"古斯利茨卡娅·法布里卡"为标题出现，他在《议定书》中抨击了《议定书》的作者，抨击他们表现出的对基督教的盲目和嗜血的仇恨。库普林进一步对犹太人是否有能力表达这种憎恨表示怀疑。他的意思是，只有最普通的仇犹者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库普林对《议定书》的态度让埃夫隆感到非常困扰。在我第二次访问时，他开始向我介绍他对此专栏的看法。他给库普林去信答复，并写信给《奥布施切耶·杰洛》的编辑，他让我派人捎信过去。在谈话过程中，他认为库普林对此问题非常无知，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慨。他认为他完全没资格就此事的性质发表任何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埃夫隆递给我他写给库普林的信，上面写着："拿去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会用到。

"关于库普林的这个专栏，我们之间敞开心扉畅谈。他告诉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议定书的了解。事实上由于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现在不记得他说的每句话，但有一两个重点，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我现在尽我所能回忆起埃夫隆的原话，用引号括出。他曾经问我是否通读了《议定书》，我肯定了这点，之后他开始说，锡安长老议定书实际上根本不是原来的议定书，而是精简版的摘录。然后，他对我说，他的良心非常不安，他在犹豫是否应该透露议定书起源的秘密，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做，究竟会带来好处还是制造更多伤害。

"我记不得我们谈话的确切过程，但据我所知，我曾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原议定书的起源和存在的问题。在回答时，他兴奋地抓住我的外套翻领，并说出这样的话：

"我亲爱的朋友，关于原议定书的起源和存在，全世界只有十个人知道，其中一人是你的仆人。"在说这些话时，他用食指指了指他自己的胸口，并补充说："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他喜欢称呼人的方式），如果你经常来找我，我可能会向你透露这个秘密。"

"不久之后，我在贝尔格莱德得到了一个职位，非常遗憾，我不得不永远离开他。正是以这种方式，他把《议定书》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后来我打听到，他在我离开2至3年后去世。

"从他口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皈依了俄罗斯的东正教。皈依后，他在中亚当传教士，同时也是科学院的记者。此外，他还是《Istorritscheskij Wjestnik》一书的编辑。他有一个儿子，曾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名军官。

"我已将上述埃夫隆给库普林的信的摘要附在这里。

"上述声明我随时准备宣誓确认。

（签名）瓦西里杰·斯米里诺

A.M.部前指挥官

宣传科，

G. H. Q. 南俄罗斯部队。

摘自《犹太世界阴谋》(The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by Karl Bergmeister,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