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作者：钱钢

 第一章蒙难日“七·二八”
 

地震发生后的唐山市区
　　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一个坐标：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8秒。
　　仅仅在一秒钟以前，地球的表面似乎还是平静的。在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一切都和往日一样，夜阑人寂，大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开滦矿务局唐山矿的高高的井架上，天轮还在以惯常的速度旋转；新落成的开滦医院七层大楼，透出几处宁静而柔和的灯光。整座城市在安宁地熟睡。某机关宿舍中，一位名叫蒋红春的女中学生，在屋里打完驱赶蚊虫的“滴滴涕”，刚刚回到床上；河北矿冶学院干部陆延麟担心有雨，刚刚起来收下晾在窗外的衣服；火车站服务员张克英正和一位工友商量买夜餐的事；一位名叫刘勋的大夫，因有急诊，刚刚披上外衣走出屋子……
　　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来，唐山市脚下的地壳正在发生着可怕的变动。唐山和唐山以西地区，上地幔和下地壳的岩浆和热物质向上地壳加速迁移，引起垂直作用力。地壳运动产生的强大地应力长期集中造成的巨大弹性应变能，正在岩石中积聚着、贮蕴着，岩石痛苦地支撑着自己，直至岩石强度被突破的那个灾难性时刻。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市地下的岩石突然崩溃了！断裂了！
　　凌晨3时42分53.8秒，如有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上狂风呼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整个华北大地在剧烈震颤。
　　天津市发出一片房倒屋塌的巨响。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被惊醒了，他所居住的宾馆已出现了可怖的裂缝。
　　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砖木结构的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仿佛就要断裂的“嘎嘎”的响声。
　　在华夏大地，北至哈尔滨市，南至安徽蚌埠、江苏清江一线，西至内蒙古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而强大的地震波早已以人们感觉不到的速度和方式传遍整个地球。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骤然响起扣人心弦的警钟声。按规定住在离天文台只有五分钟路程范围内的四名地震学家和两名技术人员，急急忙忙地赶来观察仪器。他们发现在警钟敲响的时候，阿拉斯加州上下跳动了大约八分之一英寸。阿拉斯加州的居民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震？中国大地震？美国是否也会有大震？！
　　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虽然没有得到关于震中的确切情报，可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能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全世界的各大通讯社当日便公布了各地震台的记录结果——
　　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称：中国北京东南100英里发生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称：北京东南约100英里，北纬39.6度，东经118.1度，在天津附近，发生8.2级地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称：中国发生7级以上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夏威夷地震台称：中国发生8.1级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地震台称：中国发生8.2级地震。
　　美国檀香山地震台称：中国发生8级地震。日本气象厅称：中国发生7.5～8.2级地震，震中在内蒙古，即北纬43度，东经115度。
　　日本长野地震台称：中国发生7.5级地震。
　　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称：中国发生8.2级地震。
　　里氏震级发明者里克特（美）宣布：中国发生8.2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的地震为8级左右，震中位天津遭受重创北京：遭到破坏的德胜门箭楼于东经111.1度、北纬39.6度，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北“中央气象局”称：阳明山鞍部的地震仪测到大陆北部的强烈地震，规模为8级。震中在“北平”东部135公里附近。
　　台北记录到的总震动时间约1小时3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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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警告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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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
　　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变异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得那些于灾难发生之后重新搜集起它们的地震学者们毛骨悚然并陷入深思。只是，对于“七?二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恐怖极了的鱼
　　唐山八中教师吴宝刚、周萼夫妇：
　　1976年7月中旬，唐山街头卖鲜鱼的突然增多。他们只是奇怪，多少日子里难得买到新鲜鱼，为什么今天特别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是哪儿的鱼？”“陡河水库的。”卖鱼人告诉他们，这几天怪了，鱼特别好打。”这一对夫妇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灾难已经临头。几天后，他们于地震中失去一儿一女。据蔡家堡、北戴河一带的打鱼人说：鱼儿像是疯了。7月20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歧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中跳，数小时就兜到几十斤鱼。）
　　唐山市赵各庄煤矿陈玉成：
　　7月24日，他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唐山柏各庄农场四分场养鱼场霍善华：7月25日，鱼塘中一片哗哗水响，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船员：7月27日那天，不少船员挤在舷边垂钓。油轮周围的海蜇突然增多，成群的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放下钓钩，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有一位船员用一根钓丝，拴上四只鱼钩，竟可以同时钓四条鱼。鱼儿好像在争先恐后地咬鱼钩。
　　失去“理智”的飞虫、鸟类和蝙蝠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船员：
　　据船员们目睹：7月25日，油轮四周海面上的空气咝咝地响，一大群深绿色翅膀的蜻蜓飞来，栖在船窗、桅杆、灯和船舷上，密匝匝一片，一动不动，任凭人去捕捉驱赶，一只也不飞起。不久，油轮上出现了更大的骚动，一大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蝉，以及许许多多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也飞来了，仿佛是不期而遇的一次避难的团聚会。最后飞来的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它傻了似的立于船尾，一动不动。河北矿冶学院教师李印溥：7月27日，他正在唐山市郊郑庄子公社参加夏收，看见小戴庄大队的民兵营长手拿一串蝙蝠，约有十几只，用绳子拴着。他说：“这是益鸟，放了吧。”民兵营长说：怪了！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无独有偶，就在那几天，天津市郊木厂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天空中乱飞。）
　　唐山地区迁安县平村镇张友：
　　7月27日，家中屋檐下的老燕衔着小燕飞走了。
　　（同时，唐山以南宁海县潘庄公社西塘坨大队一户社员家，屋檐下的老燕也带着两只剩余的小燕飞走了；据说，自7月25日起，这只老燕就像发了疯，每天要将一只小燕从巢里抛出，主人将小燕捡起送回，随即又被老燕扔出来。）宁河县板桥王石庄社员：7月27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30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同日，迁安县商庄子公社有人看见，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100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15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的声响，气势之大，足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动物界的逃亡大迁徙
　　唐山地区滦南县城公社王东庄王盖山：7月27日，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有人感到好奇，追打着，好心人劝阻说：别打啦，怕要发水，耗子怕灌了洞。”（同时，距唐山不远的蓟县桑梓公社河海工地库房院子里，那几天有三百多只老鼠钻出洞子，聚集在一起发愣。）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徐春祥等人：7月25日上午，他们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天黑时分，有十多只在一棵核桃树下乱转，当场被打死五只，其余的则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时的恐慌感。26、27两日，这群黄鼠狼继续向村外转移，一片惊惧气氛。敏感的飞虫、鸟类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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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警告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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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毁灭前的“七?二七”深夜
　　唐山市郊栗园公社茅草营大队王财：
　　深夜12点钟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出门前总赶不进院子的四只鸭子，依然站在门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起来，伸长脖子，张开翅膀，撒着羽毛，摇摇晃晃地扑上前。王财走到哪儿，它们追到哪儿，拼命用嘴拧着他的裤腿。
　　滦南县东八户大队张保贵：
　　7月27日深夜，久久睡不着，老听见猫叫。他以为猫饿了，起来给它喂食，猫不吃，依然叫声不绝，并乱窜乱跑。（同时，唐山市栗园公社的王春衡亲眼看见，他二大爷家里养的一只一年多的母猫，隔着蚊帐挠人，非要把人挠醒不可。）那一夜，唐山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利的犬吠。
　　唐山市殷各庄公社大安各庄李孝生：他养的那条狼狗，那一夜死活不让人睡觉。李孝生睡觉时敞着门，狗叫不起他，便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疼得他跳起来，追打这条忠实的狼狗。丰南县毕武庄公社李极庄大队刘文亮：7月27日夜里，他是被狗叫吵醒的。当时，他家的狗在院内使劲挠着他的房门。他打开门放狗进来，狗却要把他拖出屋去。
　　唐山市遵化县刘备寨公社安各寨大队张洪祥：
　　他家的狗也不停地狂叫起来，一直叫到张家的人下了床，狗在张洪祥的兄弟的腿上咬了一口，像要引路似的，奔向屋子外。
　　丰南县兰高庄公社于北大队王友才妻：
　　那天晚上由公社回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狗突然从门口向她扑来，阻挠她进院。大厂回族自治县陈福公社东柏辛大队李番：他亲眼看见他家的母狗把7月15日生的四只小狗，一只一只从一个棚子里叼了出来。
　　香河县周元大队苏玉敏：
　　苏家的母狗，把7月21日生的三只小狗从窝里一个个地叼到空场地上，它甚至还刨了一个坑，把它们安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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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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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的地裂缝
　　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逼真的史料，我一次又一次寻找他们。是的，灾难突发于万籁俱寂的夜间，亲眼看见地震发生全过程的人十分罕见。笔者仅将九位被采访者的录音整理成文，录以备考。
　　李洪义（二五五医院原传染科护士）：
　　那天晚上，我值后半夜班。上半夜又闷又热，人根本就没睡着。12点接班后，困得不行，在病房里守到3点半光景，我就跑到屋外乘凉。我记得我是坐在一棵大树下，一个平常下棋用的小石桌旁边。
　　四周围特别安静。我好奇怪，平时这会儿，到处都有小虫子叫，青蛙叫，闹嚷嚷的；可眼下是怎么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静得反常，静得叫人发栗。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古怪的声音，“吱——”从头顶飞过去。像风？不。也不像什么动物的叫声。说不清像什么，没法打比喻，平时就没听见过这种怪声音。那声音尖细尖细，像一把刀子从天上划过去。我打了个哆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抬头看天，阴沉沉的，有一片奇形怪状的云彩，说红不红，说紫不紫，天幕特别的昏。我心想：是不是要下雨啊？”起身就往屋里走。可是人莫名其妙地直发慌。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像有人随时会从身后追过来，要抓我。我平时胆子挺大，太平间里也敢一个人站，可那时却害怕得要命，心怦怦乱跳，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可穿双拖鞋又跑不快。我回了一下头，见西方的天特别亮，好像失火了，又听不见人喊。到处像死了一样。我越发紧张，赶快逃进屋子，一把拧亮电灯，又把门插上。这时我就听见了“呜——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糟了！”邢台地震时我在沧州听见过这种声音的。我立刻想到：是地震！说话间房子猛烈摇晃起来。桌上的暖瓶栽下地，炸了个粉碎。我用力打开门，只开了一小半，就冲出房子，冲向那棵大树。我紧紧抱住大树。黑暗中，只觉得大地晃晃悠悠，我和大树都在往一个万丈深渊里落、落、落。周围还是没声音，房子倒塌的声音我根本没听见，只看见宿舍楼的影子刚才还在，一会儿就没了。我伸出手在眼前晃，可什么也看不清。我吓傻了，拼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地震造成的地裂缝“噢……”
　　田玉安（唐山丰南县稻地大队农民）：
　　嗨，那一宿，真吓人。地震时我还在外边打场。怎么干得这么晚？都因为我们的那个队干部，他升队长不几天，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烧起来，非要我们连夜赶活，说是怕误农时。这话也是，那些天连着下雨，麦子都快捂坏了。没法子，只得加班加点。打到12点，停了电，脱粒机没法转了。我们就嚷嚷：“回家睡觉吧！”队长却正在兴头上：不行！都等着！啥时来电啥时打！”没想到他这话还救了好几条命。大伙儿骂骂叽叽坐着等，骂到2点钟光景，真又来电了。一阵猛干，3点多就完了事。别人拾掇工具回村去，我和两个人留下扫场子。猛然间，像当头挨了个炸雷，“轰隆隆——”地动山摇！我像让一个扫堂腿扫倒在地，往左掫了个个儿，又往右打了个滚，怎么也撑不起身子。场上的电灯一下子灭了。一扭头，妈呀，吓死人！一个大火球从地底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天亮以后，我看见火球窜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缝，两边的土都烧焦了。
　　姜殿威（开滦印刷厂老工人）：
　　地震时，我正在凤凰山公园门口打太极拳。我血压高，休病假，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学了一套“二十四式”，那人天天3点钟起早，我这当徒弟的也得一样。7月2号早上，我们3点半来钟就在公园门口碰头了，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个姓唐的。我们闲聊了几句，刚刚摆开架势想打拳，就听见“呜——呜——”的声响，像刮大风，又像昔日矿上的“响汽”。那时我面冲西南，老头儿脸朝东北，就听他大喝一声“不好！失火了！”我一扭头，见东北边火红一片！人还没反应过来，地就颠上了。起先是没命地颠，跟着是狠狠地晃。那姓唐的紧紧扒住公园的铁栏杆，我和老头儿就叉开双腿，死死抱在一块儿。一开始我们俩还说话，我说：“地动山摇，花子撂瓢，明年准是好收成！”老头说：不，是失火！”我说：不，是地震！”没争两句，就觉一阵子“橹松”——人像搁在一个大筛子上一样，被没完没了地筛着！“哗啦啦——”公园的墙倒了。紧接着，对面一个大楼也倒了，眨眼的工夫！只听砖头瓦块哗哗地响，漫天尘土，乌烟瘴气。“可坏了！”我说，快回去抠人要紧！”我家离得不远，就在铁路边上。可我跑到了铁路就傻眼了，怎么也找不着家——我们家周围那整个一片房子都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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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的拂晓(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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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铁轨

地震后的唐山地区招待所
　　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飘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已经听不见大震时核爆炸似的巨响，以及大地颤动时发出的深沉的喘息。仅仅数小时前，唐山还像一片完整的树叶，在狂风中簌簌抖动；现在，它已肢残体碎，奄奄一息。灰白色的雾霭中，仅仅留下了一片神秘的、恐怖的战场，一个巨人——一个20世纪的赫拉克力士奋力搏斗后留下的战场。所有的声息都消失了。偶尔地，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也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那般深幽，那般细长，像幻觉中一根飘飘欲断的白色的线。
　　空空凝视着的不再合拢的眼睛；
　　冰冷了的已不会再发出音响的张着的嘴；
　　唐山，耷拉着它流血的头颅，昏迷不醒。淡淡的晨光中，细微的尘末，一粒粒、一粒粒缓慢地飘移，使人想起濒死者唇边那一丝悠悠的活气。
　　一切音响都被窒息了，一切生命都被这死一般的雾裹藏了。蒙蒙大雾中，已不见昔日的唐山。笔者仅据当年目睹及查阅数据在此录下几个角落的情景：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唐山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第一层楼面整个儿向西剪切滑动，原三层楼的建筑像被地壳吞没了一层，凭空矮了一截；被扭曲的铁轨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呈蛇行弯曲，俯瞰，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形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
　　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垂直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欲落未落；唐山市委宿舍楼的一扇墙面整个儿被推倒，三层楼的侧面，暴露出六块黑色的开放着的小空间，一切家庭所用的设备都还在，完整的桌子、床铺，甚至一盏小小的台灯；凤凰山脚下的外宾招待所，两层楼的餐厅仅剩下一个空空的框架，在没有塌尽的墙壁上，华丽的壁灯还依稀可见；唐山第十中学那条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地震后的唐山地区招待所开滦矿务局医院①棱：音leng，方言，竖起、翘起的意思。错位达1米之多；吉祥路两侧的树木，在大地震动的那一瞬间，似乎曾想躲而避之，有的树已“逃”离树行，却又被死死地扯住，错位的树与树行，相距1.5米；迁安县野鸡坨公社卫生院，一侧门垛整个儿向南滑去，斜倚在另一个门垛上；而开平化工厂厂门的高大门垛，在地震的那一刻，也仿佛被一双巨手扭断，成左旋而倾斜；……更为惊心的是，在“七?二八”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
　　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是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囱，将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像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的白骨。欲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的一两根弯曲的钢筋，白色其外而被震裂的公路内里泛黄色的土墙断壁，仿佛是在把一具具皮开肉绽的形容可怖的死亡的躯体推出迷雾，推向清晰。20世纪70年代的死亡实况，就这样残酷地被记录在案了。浓浓的雾气中，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机械的脚步声，沉重的喘息声，来不及思索的匆匆对话，和路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
　　陆军二五五医院护士李洪义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女兵被一根水泥梁柱戳穿了胸膛，胸口血肉模糊；一个孕妇已快临产，她人已断气，下身还在流血。二五五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张木杰亲眼看见一位遇难者，眼球外突，舌头外伸，整个头颅被挤压成了一块平板；另一位遇难者，上半身完好，下半身和腿脚却已模糊难辨。开滦医院医生谢美荣讲述她心爱的孩子时说，儿子死去时，头上还压着一本掀开的小说《剑》，可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翻完这本书了，就像他短暂的生命，也不可能继续到它最后的一页。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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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的拂晓(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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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的开滦矿物局医院

被震裂的公路

被震断的桥梁
　　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发生在一剎那间。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被震断的桥梁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
　　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一座城市毁于一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惨例么？1556年陕西大地震，1920年甘肃大地震，都未曾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尽管如此，惨重的伤亡已令世代后人震惊。而今天，被7.8级地震所击中的唐山，却是一座有100万人口的城市。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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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唐山--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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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赶赴灾区        伤者转运到全国各地       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                                    　　唐山——广岛，两座蒙难的城市，一次可以迁怒于法西斯发动的战争，迁怒于制造人间惨案的人自己；而这一次呢？地震科学家说，仅唐山7.8级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约等于400个广岛原子弹的总和（而地震波的能量仅为地震的全部能量的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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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赶赴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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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转运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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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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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救护车(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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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左)采访李玉林(右)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在描述战争的巨大场面时，常常把它比作一次毁灭性的地震。然而，这一次，那些乘坐直升飞机俯瞰过唐山废墟、并亲临救灾第一线担任指挥员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却对我说，这次地震，就像一次空前残酷的战争。“我从没见过这样巨大的伤亡，这样惨的场面……”一等残废军人、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杨立夫说，“到唐山最初的几天，我天天夜里做噩梦，每次都会梦到广岛。我在军教片里见过广岛的浩劫——一颗原子弹毁了一座城市，瓦砾遍地，人烧得不像样子……可我们的唐山比广岛厉害得多，一个早晨几十万人丧命啊！”
　　唐山——广岛，两座蒙难的城市，一次可以迁怒于法西斯发动的战争，迁怒于制造人间惨案的人自己；而这一次呢？地震科学家说，仅唐山7.8级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约等于400个广岛原子弹的总和（而地震波的能量仅为地震的全部能量的百分之几！）。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茫茫灰雾中颠簸、摇摆，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自地震之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车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之后，红色救护车会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门前。他们中的三个，跨进了国务院副总理们的会议室。历史应当记下车上那四个人的姓名：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李玉林；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崔志亮；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
　　李玉林：……救护车在距新华门十米的地方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小崔刚剎住车，警卫战士就冲了出来。我光着上身，穿着裤衩跳下车去。警察问：“干什么的？”我说：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那民警态度倒很好，他说：“你们上国务院接待站去，府右街四号，六部口向右拐！”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我穿上了一件修车的破衣服，正想进去，一看，两手的血，那是地震时扒一个邻居的孩子时，他母亲身上流出的。我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洗净了血迹，又抹了抹脸，才往里走。那时是早晨8点06分。
　　国务院接待站有位解放军首长，一听说是唐山来报警的，立刻进去打电话。一会儿便出来，让我们登记。正在这时，唐山机场乘飞机的两位空军干部也到了。我们和两位空军干部一起被领进中南海。进去时，一辆“大红旗”正开出来，和我们擦肩而过。当时，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煤炭部部长萧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赶赴唐山。和李玉林等人一同进入中南海的两位空军干部，是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他们乘坐兰州空军高永发机唐山地震等烈度线图广岛组赴唐山执行任务的“里-2”飞机，于6点51分起飞，7点40分在北京着陆。
　　曹国成：我们被领到中南海紫光阁。当时在会议室里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上摊着一幅大地图，他们拿着红笔在那儿指指点点，气氛很紧张。不一会儿，吴德到了，好几个人一齐问：老吴！北京郊区怎么样？”吴德说：一会儿报数！一会儿就报数！通县大概是倒了400户！”李玉林：看到我们进去，他们站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陈永贵、纪登奎过来把我抱住了。记不清是谁说：“别急，别急，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所有人都问：怎么样？”我说着就哭了起来：“首长啊！唐山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李先念问我：井下有多少人？”我说：一万！”他说：这上万人，危险了……”他又问：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
　　我说：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一半对一半吧。”“得赶快想办法救人！”陈锡联递过一张纸，叫我画一幅唐山草图。吴德走过来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哪个位置？”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吴德叹了口气。他当过唐山市委书记，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那楼十分坚固，墙有一米厚。吴德说：“……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曹国成：我们提了三条要求：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当时真是十万火急，我们说一条，会议上议一条。几个副总理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马上有人问陈锡联：“老陈！哪个部队近？”陈锡联报了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正在这时，有个解放军跑进来报告：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来电，沈阳军区的救灾部队已经待命！和我们同去的空军同志打开皮包，掏出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立刻帮着拟订矿山救护队的登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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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救护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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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里一片紧张的声音：“叫总参来人！”“叫空军来人！”“通知卫生部、商业部、国家物资总局的领导，立刻到这里开会！”“煤炭部，还有煤炭部！萧寒呢？”“跟子厚上机场了……”“噢，对，叫他留在唐山，别回来了！通知煤炭部副部长”“他立刻就到，已经在半道上！”当时主持会议的像是纪登奎。李先念低头坐在一边，纪登奎有时回过头去，问他：“先念，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念就说自己的意见。他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老。进去半小时之后，有解放军给我们几个送来了军装，有军医来给我们看病。当时我们都快垮了，玉林直感到恶心。国务院各部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开紧急会议，我们被领到隔壁吃饭，酱牛肉，咸鸭蛋，一人两三个的小花卷。我们饿极了，可都吃不下。陈永贵进来说：“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们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喊“毛主席万岁！”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的出现，使国务院副总理们深切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中南海被搅动了。整个中国被搅动了。7月28日上午10时整，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少顷，空军机关人员到达。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马力，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下午4时起，五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
　　此时，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正迅速组成……1976年8月1日上午。上海虹桥机场。有关部门没有允许我登上飞往唐山的飞机。这是一架满载着塑料尸体袋的“三叉戟”。“不行！现在跟唐山联络不上，你一个人下去找不到上海医疗大队的……”“不怕，我自己闯！”“那太危险！没吃没喝，到处有传染病……”“我得赶去采访！”“跟防疫队坐火车走！”……我跟着防疫大队来到了唐山。我开始了对唐山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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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河！陡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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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河水库告急！这是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险情：大震后，位于唐山东北15公里的陡河水库，大坝下陷1米，主坝纵向断裂1700米，横向断裂每隔50米就有一处，约有50多道裂纹。裂纹有的宽达1米，长达11米。时逢天降暴雨，水位猛涨，大坝岌岌可危。该水库库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万立方米的储水量，一旦决堤，架在唐山人头上的一湖水将咆哮而下，把已经震碎了的唐山完全置于没顶的洪水之中，那将是难以想象的惨况。可怕的次生灾害！1923年东京毁于地震之后的大火，不就是震撼人心的史例么？“快逃啊——”“陡河要决堤啦——”“水要下来啦——”
　　暴雨中，住在水库周围的地震幸存者们乱作一团，他们喊着、叫着，顾不上掩埋亲人的尸体，顾不上扒出值钱的财物，只是挟着包裹、抱着孩子，没命地往高坡上跑。恐怖的情绪迅速蔓延，一时之下，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危险的态势，直接危及人心。事态确实很紧张，已经听得见沉沉的雷声挟裹着水库中的波涛的喧响。一队军人正跑步奔向水库大坝。这是驻在陡河水库附近的北京军区炮兵某团的指战员，刚刚从废墟中脱身，他们就接到了保护水库大坝的命令。团部先是派兵上坝警卫，“以防阶级敌人破坏”。
　　可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大雨中，急涨着的陡河水像沸腾般地咆哮着，黑汽蒙蒙，浊浪汹涌，拍打着有裂纹的坝堤，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陡河上游的洪水，也像野马奔腾而来，水库水位在令人发怵地上涨，杀机四伏的漩涡，疯狂的浊浪，千疮百孔的大坝……人们似乎能听见大坝在巨大的洪水压力下，发出支撑不住的痛苦的呻吟。水库已经饱和了，入库的水仍在无限止地膨胀，宽厚的堤坝此时竟薄得像一张透明的纸页。溃堤之险，危在旦夕！必须立即溢洪减压，这是一切一切的关键。炮兵团副参谋长董俊生率领八连战士上堤抢救，他高声喊着：“打开溢洪闸！”然而早已停电，闸门启闭机无法启动。他又带领士兵们冲进绞车房，要靠这架手摇绞车，去启动那两扇40吨重的闸门。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士兵们每四人一组，用手臂的力量去摇动绞车，去开启那十几万斤重的闸门。
　　风雨飘摇，大地仍在余震中战栗，恶浪仍在闪电中发光，涛声如雷，泡沫飞溅。从中午到夜晚，小屋内一阵又一阵地传出“嘎吱嘎吱”的手摇绞车响和战士们于紧张、疲惫中喊出的号子。困难啊！四个壮小伙子拼命地摇动一百圈，闸门提高还不到一厘米！整整七八个小时过去，战士们轮班操作，就像用生命与洪水抢时间。钢铁大闸一毫米一毫米地上升了。我站在陡河水库大坝，极目远眺白茫茫的水面。正是冬日，枯水季节，可是眼前仍水天一色，波涌浪叠，气势很大。我不禁想到，当山洪暴发之时，这里该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驱车来炮兵团采访的路上，我一直感觉到在上坡、上坡。无疑，在“七·二八”当日，如果陡河水库决堤，我途经的所有地方都将是一片汪洋。
　　三营副营长魏世德当时是参加大坝抢险的一名班长。他指给我看那座不寻常的绞车房。这座小屋是架空在溢洪水道上方的，下面便是巨大的闸门。很难想象，这座“空中楼阁”在那天为什么竟没有倒塌。倘若倒塌，屋内的人不仅会被砸死，而且会栽入数十米的“深渊”。对那种巨大的危险性，魏世德和他的战友们并不是木然无知的。魏世德：那天的情景，想起来就有点害怕。我们开始还当提闸很容易，几声号子一喊就起来了，谁想到要连续摇七八个小时！绞车房已经震裂，站在外面，都能见到里面的人，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落架。
　　大清早我们刚扒过死人，身上的血迹还在，人挨砸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知道。每个进去的人，都是又焦急又紧张。摇，拼着命摇，汗珠子叭嗒叭嗒地掉，心怦怦地跳。十分钟一班，以最快的速度换班。在那十分钟内，谁都有可能送命，可是没有缩脖子的。大坝上一片哭喊声，逃难的人成群成群从那儿跑过。我们的警戒哨大声叫着，让群众躲开这座随时有可能倒塌的绞车房，快速通过震裂了的大坝。那时我们都觉得大坝随时会塌下去，十分钟换下来，我们就跑离大坝，到山坡上蹲着。可是轮班到接班，没二话，上！我当时想，水库决堤可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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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河！陡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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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要灾上加灾啊！就跟打仗一样，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豁出去了！我们光着身子，穿着裤衩，发疯一样摇着绞车。手磨破了，腰快断了，开始还以十分钟为限，后来顾不上了，时间越拉越长，外边喊换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傍晚，来了一次强余震，大坝轰隆隆响着，绞车房猛烈晃动起来，站着的人都栽倒在地。我当时在外面。我的心突然乱跳，趴在地上，心想这下完了，大坝要垮了，绞车房要塌了！可是怕人的事情没有发生。大坝在，小屋也在，小屋里还传出战友的号子……那天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夜里，两扇大闸门终于提了起来。黑暗中我们听见溢洪水道中哗哗的淌水声，一口气一松，顿时浑身发软，瘫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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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开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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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开滦矿区
　　7月28日上午，几乎没有人怀疑，在灾难中境况最惨的是开滦煤矿的万名井下工人。地震一开始，他们就被无情地留在大地深处了。已无法拉响警报。可是比以往任何警报回响的时候都更加可怕。从废墟中钻出来的女人们，顾不上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喊着丈夫的名字，披头散发地向矿井口奔去。哭声，喊声，纷乱的人流……就像发生了瓦斯爆炸，发生了“冒顶”，发生了“透水”。不，没有任何事故能和今天的惨况相比。煤矿的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那么地下呢？那些圆木支撑的窄窄的巷道，那些平时就险象环生的掌子面，那些竖井、斜井……开滦矿务局副局长郭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调度室跑去。他的房子裂而未塌，他是最早脱险的局领导干部。他不敢细看眼前发生的一切，更不敢想象井下的情景。27日晚，全开滦放高产，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上万人，足有上万人呵……调度室已变成一片废墟。各矿已断电、断风……郭彪五内俱焚，束手无策。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此时开滦各矿的井下设备基本上没有遭到毁坏。万名干部职工正在奋力自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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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唐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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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赶赴灾区
　　唐山！唐山！
　　“七·二八”当日，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救灾部队，日夜兼程向地震灾区开进。摇晃着鞭状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飞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此起彼落地鸣响急促的汽笛，在泥洼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犹如“战争初期”。面临着的就是一场战争，一场山崩地裂的战争，一场尸横遍野的战争，一场自然和人的战争。任何一个当时参加过抗震救灾的军人，至今都没有忘记“七·二八”那一天的强烈感受：一支支救灾队伍仿佛是在敌方实施原子突袭后，正以最快的速度向被摧毁的城市开进。仓促，混乱，火急火燎……
　　西南线：高碑店→唐山
　　某摩托化军在火速前进。当时担任师副政委的高天正，多少年之后依然清晰地记着那天从凌晨到深夜的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时刻。3点42分。一座座营房在大地的颤动中发生骇人的摇晃。士兵们奔出宿舍，师领导立刻进入指挥位置，他们一面和上级联系，了解所发生的情况，一面命令部队处于待命状态。9点整。在唐山地震发生5个多小时之后，该师接到作为先头部队赴唐山救灾的命令。当时全师部队正分散在方圆100多公里的7个县、23个点上，执行训练、营建、生产等任务。刚刚成立的军“前指”立即决定：边收拢边出发，边编队边开进。作训处以向京、津、唐地区机动的战备方案为基础，迅速制定了行军方案，给每台车下发了路线图。9点30分。担任尖刀连的某团“红二连”离开营房。10点20分。高天正和一位副师长率先头团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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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痛中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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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十万大军还在公路上奔行的时候，唐山在痉挛，在疼痛，在苏醒。震后的黑色的雨，瓢泼般地倾向废墟；和历史上许多大震之后的情形一样，无休无止的暴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唐山的废墟中开始一片一片地渗出殷红色的液体。它越渗越多、越积越浓，像一道道细细的殷红色的泉水，从预制板的裂缝中淌出来，沿着扭曲的钢筋滴下来，绕过毁断的窗棂门框，又从灰白的墙壁碎土中渗出来。人们终于看清，这是从蒙难者尚未清理的尸体中流出的血水。淡红色的血水缓缓地流着，聚合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河，在黑色的废墟上留下了一道道离逝了的生命的轨迹。所有经历过“七·二八”震灾的唐山人，都很难忘记暴雨中这一惊心动魄的惨景。尤其是那些沿着这一道道红色的轨迹爬出生还的人，他们更难忘却。
　　采访笔记
　　唐山市建设银行女职员姚翠芹，一个23岁的姑娘。半年以前，她还是一名漂亮的女兵，一名部队宣传队的女演员。她脱下军装才几个月，刚刚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刚刚开始恋爱，她的生活似乎注定是要和歌声、掌声、微笑与甜蜜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醒来时正躺在瓦砾堆上哼哼。我记不得我们住的宿舍楼是怎样摇晃着倒塌的，只记得周围的同伴在喊叫。我以为是梦，拼命想从梦中醒来，却怎么也醒不了，直到嘴和鼻子都被灰土塞住，身子像被刀刃卡住，脑袋疼得像要崩裂一样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噩梦中。有一串重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在模模糊糊中被一位看大门的师傅救出来……
　　一阵剧痛，我又昏迷过去。那会儿，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剧痛是从脊椎发出的，脊椎折断了，我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我躺在那儿，一会儿昏睡，一会儿又疼醒。当我清醒时，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只觉得灰蒙蒙的天很低，在哭，在叹气。我感到口渴难忍。“衣服……衣服！”我还衣不遮体地躺着。有人扔给我一条裤子，不知因为那是一条孩子裤子，还是因为我的大腿已经肿胀，我只能拉上去一半。我的腿已毫无知觉，像不属于我了。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个女人正在一口接一口地吐血，一个男孩伏在一具尸体上抽泣，还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女正捧着一只肮脏的茄子大口大口地吞食。我渴极了，我伸出手去，想要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喊不出，只是朝那少女望着。突然，我发现那坐着的少女的身下，有一滩越来越大的血迹。周围残存的房屋还在倒塌，身边是纷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着：“受伤的，快上机场呀！”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哥哥赶来了，他把我抱到一块破纱门上，又请人帮着抬上了一辆架子车。我问“去哪儿？”哥哥说“上机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那一天，那一时刻，几乎所有的唐山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机场。于是，从唐山市区通往飞机场的九公里的公路上，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去，嘈杂，混乱，恐慌……规模空前的大逃亡。人们毫不怀疑机场会是个救死扶伤的所在地，是由死转生的希望所在，所有能动的人都不顾一切地向那里溃散，拄着树棍的，互相搀扶的，赤裸身体的，光着脚的。据说，一位中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已经咽气的孩子，死不放手，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位中年男子，顽强地在路边爬着，用手抓着地上的石头，一寸一寸挪向机场……有些人仅仅是头上身上擦破了皮，却也被惊惶失措的情绪挟裹进了逃亡的人群。那是一条混乱的血迹斑斑的求生之路。）上午10点，又下起了雨。整个机场塞满了伤员和逃难的人群，显得越发凄惨。到处是湿漉漉的瑟瑟发抖的人。还能走动的人，四下寻找食物和衣裳。我仍然躺在那块破纱门上，浑身已被雨水浇透了，身上冰凉。我的伤太重了，机场卫生队根本无法处理。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已经从哥哥那里得知父亲被砸死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也要到父亲那儿去了。我能听见周围的人在一个一个死去：先是呻吟，再是喘息，而后声音突然停止，便有人呜呜地哭……哥哥又把我抬上了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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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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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伤者通过火车转运到全国各地

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撒开。瓦砾上立即插上了一面面红十字旗和一块块木牌。空军总院在此；海军总院在此；上海六院在此；……
　　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容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这是唐山震后最早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二五五医院医生王致苍护送伤员到汉沽时，参加了天津医疗队的手术。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搭在泥土地上的芦席棚，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他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接着再做。而唐山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用煮沸了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伤员就在手术台上死去……
　　外科医生孙玉鹗想起当时站在手术台边几十小时的情景：“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抢救无望，也往手术台上抬，有时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一个小时的生命。”骨科医生朱盛修一提到唐山，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帐篷外的那个土坑，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卫生部长杨立夫、副部长刘贞，整日在唐山驱车奔走。他们很难把成千上万分散在废墟上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常常需要事必躬亲。当丰南县沿海村庄有几十名重伤员无法运出时，刘贞竟亲自跳上一架“云雀”直升飞机，飞抵海边抢救。完全不亚于一场严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在运往辽宁的18591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58%，截瘫占9.1%，软组织损伤占12.9%，挤压综合症占2.1%，其他伤情占17.9%。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
　　这是一个十多万人的巨大数字。“伤员得向外转送！”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刘子厚问：一个公社能收多少人？”刘贞说：大约200。”刘子厚说：把伤员向省内各县转移。”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在此前，仅有50多名腰椎折断、大腿骨折、严重挤压伤的伤员搭回程空飞机转向北京。远距离转运的决定下达后，大批飞机和列车被紧急调往灾区，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员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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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生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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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废墟中的幸存者
　　解放军报《简报》摘录（1976.8.13记者邢石操）：
　　……北京军区唐山抗震救灾前指召开会议，总结半月来工作。万海峰副政委小结摘要如下：参加救灾部队共计10万人，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等部队。截至8月10日，共救出群众12245人……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缠绕着党政领导和救灾部队指战员们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的生命。抢夺生命这压倒一切的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年轻士兵的肩头。准确地说，除震区内的约两万军人以外，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7月28日中午12时，一营已乘车赶到唐山市新华旅馆的废墟前。“战士们都惊呆了！”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谁见过这么惨的情景啊。满地的死尸、脑浆、血……几个小鬼呜呜地哭起来。
　　我急了：‘哭什么！快救活人呐！’我自己喊叫的声音都在发抖，变了调子……”“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李福华忘不了战士们竭尽全力而又一筹莫展的痛苦情景。到处听得见呻吟，听得见呼救，可是楼群的残骸像山一般镇压着无数一息尚存的生命。有一个小伙子，仅从楼板的裂口中伸出一个脑袋。他喊着：“救救我吧，解放军。救救我吧，解放军……”战士们却无法把那楼板抬高一寸。他们含着泪，听那小伙子一遍遍机械地喊着，喊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嘶哑，消失……旅馆一角，战士们听见一个姑娘从地下传出的声音：“同志，我们下面还有七个人，七个……”战士们拼命往下扒，已经可以听得见喘息声时，大地突然一阵摇晃，一些架空的楼板又坍落下去。
　　喘息声中止了。数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战士们看到了七具并排躺着的女尸。28日下午，一营有2/3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紧抿嘴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然而几乎是徒劳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当7.1级强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六七十个战士在一座危险楼房里。一个连长喊：“有地震！快出来！”可没有一个战士往外跑，那连长喊着喊着，自己也钻了进去。得抢在房子倒塌前把人救出来啊！“我们全营在毫无工具的情况下，这一天，把原先有三层楼的新华旅馆翻了一个遍，在旅馆和周围的地方救出五十多人。第二天救了二十多人。第三天只救了四五个人……”7月29日下午，李福华奉命率全营到市委大院救人。面对一大片废墟，指战员们手足无措，几百号人，淋着雨蹲在地下。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跳下车，一看眼前的情景就火了。“这底下还有80个人，你们怎么能在这儿愣着！”他命令李福华，“扒！用手扒！明天早上要是扒不出来，我撤你职！”一营战士整整扒了一夜。扒出的是76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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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渴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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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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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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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十年前，当我凝步于唐山的街头，大量的尸体堆中，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尸体上，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记。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陈俊华，地震时24岁，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郝永云，地震时24岁，陈俊华的新婚妻子，廊坊县农村社员。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7月30日，震后第三天。3天，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并不算长，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却分外地漫长而难以支持。他们的存活，对于他们自己，是奇迹。1985年1月26日和30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的父母亲的生命。
　　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7月28日的强大震波，击中了所有大目标，也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对夫妇的小小新房。一些幸存者就被埋在这样的建筑物中那一刻，屋子里亮极了，明晃晃的，就像开了电灯，就觉得四面墙壁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我们的屋子在宿舍楼的底层，上面的天花板已经倾塌，离我们的头只有几寸远，侥幸得很，那块板没落下来，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只剩下了比一张单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空间。最初被砸下去的时候，这对夫妇也曾经呼救过。竭尽全力的呼喊，对于偌大的废墟显然无济于事。为寻求生之路，他们也曾和千千万万遇难者一样，拼命地推梁木，砸钢筋，搬石头。当我采访郝永云时，她对我说：“我们俊华可是个男子汉呀，真正的男子汉。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一扇纱门压在我们身上，他硬是用手撕扯开纱窗铁丝，出来后我见他满手是血。”“真像活埋人！”郝永云说，“开始，四周很黑，谁也看不见谁，只觉得闷，呛得难受，嘴和鼻孔像被灰尘堵塞了。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了脑门。”“新婚妻子身体不好，”陈俊华告诉我，“她身体单薄，平时还有神经衰弱。
　　那一会儿，呛得要命，我真担心她。我蹲着，她跪着，扒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说：俊华，我出不来气，我渴。’”我只会发疯一样地叫渴。热极了，也渴极了。俊华叫我别喊了，说里面氧气少，一喊就喊没了。我渴得受不了，伸手胡乱地摸着。天太黑，只摸到一只瓶子。“是醋”，我高兴得没法说，抓起来就往嘴里倒，却是花生油。我喝了两口，哇地全吐了。后来我昏睡过去时，老是看见一个军用水壶，我死死抓住它，就是不放手！看着我妻子这样，我想起屋里还有西瓜、桃子和半盆凉水，水里还冰着一罐中药，是为她煎的。我四下去摸，什么也摸不着，都压碎了。失望之中，意外地摸到了一把菜刀。我对她说，这下好了，我们用菜刀砍出去。
　　这把菜刀给这对在“蜜月”中蒙难的夫妻带来了生还的希望。黑暗中，响起了菜刀砍击硬物的声音。陈俊华首先在一堵断壁上劈开了一个窟窿。他欣喜若狂地往外钻，谁知窟窿外正堵着一个坚硬极了的水泥露台。他用菜刀往相反的方向劈，结果也失败了。他们暂时栖身的小小空间，真像一处严严实实的坟墓。我把四周都砍遍了。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我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全都是死路。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总感觉外面老是盛夏大中午。太闷太热了，满额头鼓起了大肿包，我妻子只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哭喊着，一步也不离开我，死死拽着我的手。我挪近她。她已经开始一阵阵地透不过气，一阵阵神志不清。我摸到一顶草帽，给她扇着风；只要她一睁开眼，她就哭，就问我，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头顶上偶尔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也不见人声。我看着她昏昏沉沉地躺在我身边，心里头重得很。刚刚结婚，刚刚建立起这个家，妻子从农村到部队来度这个“蜜月”，还没有到头，就这么完了。新房碎了毕竟还是新房。不远处的那对枕头，图案是两条金鱼，就是我妻子一针一针绣的。那会儿，我也开始绝望。我觉得我们被埋得那么深，那么深，没有希望了。我妻子仍旧在身旁低声地哭，我心里那个苦啊！我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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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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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刚震那会儿，我怕头顶上那块天花板再落下来，用很多砖块垫住了它，这会儿，我却想把砖块抽去，任楼板压下来，两人一块儿死算了。不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婴儿渐渐弱下去的哭泣声，还有一个孩子喊着“渴”的打滚声。这是邻居王庆海一家。陈俊华只要稍一动弹，妻子于昏迷中就紧张得一抽搐。她的手使劲地抓住丈夫的手，紧极了。“见天了吗？”她问。她仍在幻觉中，听着那一声声菜刀砍击硬物的“当当”声。尽管那每一声“当当”都显得那么勉强、机械、单调、无力，可是她却实实在在地在倾听生的希望。“见天了吗？有希望吗？”陈俊华看着自己虚弱的妻子，强忍着自己绝望的心情。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于是，他对她说：“快了，快了，快掏空了，快掏空了。”“能出去吗？能出去吗？”能，一定能，我向你保证。”郝永云安静了。她想活，她想活着和丈夫一起出去。“蜜月”还没有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她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她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女子，没有多少文化，只有一颗热爱丈夫的痴心和孝敬老人的善心。陈俊华的菜刀又当当地响了，那是敲在一处暖气片上的。不再为寻找无望的生路，仅仅为了妻子，为了那一点点正在微弱下去的生的信念。她不应该这么死去。
　　陈俊华1970年入伍，1972年曾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这门婚事是一位远房亲戚介绍的。这段恋爱史的开始并不甜蜜，一提起来，陈俊华的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内疚和苦涩。他说过，他曾为一件事和永云闹过不愉快，当初，文化不高的姑娘给他写的第一封情书，是请人代笔的。后来他知道了，十分生气，质问她“为什么要骗我”，永云委屈地哭了一天多，都因为没有文化，也太痴心了。陈俊华不停地敲击着手中的菜刀。后来，再没有过“吹”的意思，永云的家，离陈俊华的家只有三里地，同是廊坊人。
　　陈俊华在外当兵，她常去他家干活，尤其是照顾三位老人。其中陈俊华的奶奶和父亲都是半身不遂。真是一位善良的姑娘。爷爷做寿也是她一手操持。“当当”的敲击声就这样响着。婚礼在农村举行。不土不洋。家里给做的柜橱。她家带来一对木头箱子。把亲戚请来吃了一顿。简单已极的婚礼。甚至连拉新娘的马车上也忘了挂花，她家不满意：“就是娶个寡妇也要挂花。”可是一心爱着俊华的永云却没有在意。黑暗中，妻子仍不时地说着呓语。她的呼吸在“当当”的敲击声中变得均匀。后来她常说：没有俊华，我早死了，是他顶住了我。”整整两夜三天呵。那会儿要死也真死了。第二天我就觉着不行了，我想，刚结婚就砸死了，爹妈该咋想？两口子就死一堆吧，只是苦了爹幸存者获救妈。
　　真舍不得死啊！陈俊华也想落泪。他的心里还有一件小小的憾事，结婚前，永云就盼着要一辆自行车，像城里人一样。无奈生活贫困，好容易积了些钱，因为不够数，只能和弟弟合买一辆车，轮流骑。陈俊华曾暗下决心，结婚后省吃俭用，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妻子买一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飞鸽”自行车。菜刀的敲击声响越来越弱。陈俊华也不行了。他只感到浑身发烫，手脚绵软。大概因为瞳孔放大，四周围到处是一片白色的雾。最后，他也躺倒了。但是，他躺着还拼尽全力地敲。手举着小小的卷刃的三角铁，竟像举着千斤大鼎那样的吃力。“当，当，当……”两夜三天。30日下午6点多钟，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响终于传出了废墟。他们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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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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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7月28日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王树礼：是瓦斯爆炸？”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老王：是老顶来劲吧？”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
　　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掌七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的掌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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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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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18∶45～（29日）15∶00～（30日）4∶30老毛和王树礼终于打通了往上的路。从前一天一直干到29日下午3点多，整整19个钟头。一中巷是一条废弃了的运输巷，非常窄，仅一米半宽。由于地震，不少地方支撑着的金属架已经压弯，有一处在地震前人就只能蹲着过去，“鬼门关”似的。这会儿，一中巷内到处是一堆一堆震下来的煤，谁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呢？已经36个小时滴水未沾，渴极了，比昨天更难以忍受。我们喝自己的尿。用手捧着喝。小李小王两个娃儿都吐了。又发生了一件怕人的事：两盏矿灯，有一盏已经发红，只剩下蜡烛头似的光。用王树礼那盏灯照着，我们来到那个“鬼门关”前。
　　果然，那儿已经被矸子堵得严严实实。希望又灭了。怎么办？陈树海说，压力大，金属架往下趴，架子上方的矸子可能松了，从上面掏，有空地。老陈让小王小李爬上去干。但他俩爬上去又都下来了。小李：我整不了！”小王：是矸子，太硬！”陈树海火了：“咱们不能窝在这儿等死！你们皮都没破，手上连血都没出。”李：我整不了……”陈：你他妈真废物！”李：你不废物，你怎么不干？”陈：我只能出主意，不能干。”小家伙们当时也是急红了眼。其实，哪能要老陈干呢？苦了大半辈子，一身的病，他这“活地图”要垮了，我们谁能出得去？王树礼继续干。矸子真硬，扒开一条缝，人硬往里钻，肚皮蹭破了，满手的血。他拼着命撬开一块块矸子，简直是一寸一寸朝前挪。正干着，他那盏矿灯也发红发暗了。可怜的灯光，终于只剩下了洋火头大的一星。
　　大伙儿都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那一星儿微弱的光亮。终于灭了！漆黑一片。手指贴着眼珠都看不见。“老陈，灯死了！”王树礼绝望地喊。没有灯，就像人没了眼睛，没了眼睛，人怎么能活着出去呢？就在这一瞬间，李宝兴看了一眼表：4点30分，这是7月30日早上的4点30分。这以后，漆黑的巷道里再也看不清表，时间都靠估计了。7月30日4∶30～？
　　王树礼流泪了。毛东俭又在叹气。小王小李更是嚎啕大哭。就地坐下吧，哭吧，说些什么呢？绝望？难受？都来不及抱怨了。老毛：我那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呢。一大群孩子，怎么活？最小的才一岁……老毛辛酸得很。他原是干的井上活，为了多赚一二十块血汗钱，自愿下的井。他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儿子，所以连生了四个丫头，第五个才抱上小子，刚抱上没几天，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你说有多惨？他哭了，他说，老婆恐怕连我的整尸首都见不着了。王树礼：我要死了，老婆该怎么办呢？才二十六，是守着公婆过，还是拖着孩子走？大的才六岁，小的正吃奶，还没过周岁，连我的模样还记不详细啊。我死了，国家当然会照顾他们，可国家照顾得再周到，也不及身边有个人。老婆心眼儿特好。那会儿我要下井，父母不同意，父亲在矿上干过，碰上冒顶，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说，凑合着在农村干，挣稀的喝稀的，挣稠的吃稠的，保险不是？我进矿后遇见几次冒顶，有一次从立槽栽下去，胳膊脱了臼，老婆哭了，说，在家种地，哪有这事？秋天看场就是让镰刀砍一下，也只拉一个小口子。小王想奶奶。娘死，爹死，后妈又走，从小跟着奶奶过。平时上班，奶奶天天要送出好远；下班晚了，她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小李想爸爸。多病的爸爸，这会不知该急成什么样了。老陈依然沉默，不做声。他在想心思。王树礼不哭了，他建议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陈树海说话了：“得上去，只有活着上去，才能让领导放心，让家属放心。”于是，我们又开始往里掏。锹也使不开，太窄，但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得活啊！
　　8月2日或3日／时间依据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我们终于爬出了鬼门关，最先过去的是王树礼、王文友和李宝兴。我们最先过去的三个人，由王树礼领路，拉着水管电缆，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走着走着，我们脚下踩到了水，大伙儿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齐伏下身子，去喝轨道中的“道心水”。然后，又继续往前摸。后来老陈、老毛也钻出鬼门关跟了上来。大伙摸到工具房，那儿有电话机。摇电话，却没声儿。糟了，准是出大事了。要不，电话总机不会断。而且，九道巷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工具房里等着，等了很久。怎么办呢？老陈这时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唉声叹气起来：“唉，明年就该退休吃劳保了，还摊上这么个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但他毕竟有主心骨，他说：“咱们还得往外走，不走不行。”走哪儿算哪儿吧，就顺着铁道，王树礼打头。这时，大伙都累极了。小李不时地栽进水洼子。真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底都走脱了一层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老毛从一节空车头上拉下两张草垫子，他很细心，也许为了防备万一吧。既然停了电，是没法乘升提罐上去的。只能走“马路”。我们已经摸到了“马路”口，可没人熟悉那条路，它曲曲弯弯的，很不好走。谁也没有力气再走了，就地坐着。安静的巷道里，只听见水声好似地震后的矿井内部牛吼。听那声响，大概已经漫到十道巷了。不能再等。得赶到水的前头，得走。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没有。”老陈为宽大伙的心，说没有一礼拜，不是总黑着天吗？”“黑天？”王树礼说，井下总是黑着天。”我们又开始艰难地攀登。垂直300米啊，从斜马路上去，一步一个台阶，有800米。我们早已耗完了体力，除了喝道心水，什么吃的也没有。这800米，简直要我们的命。累。饿。乏。我们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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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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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或7日／时间依据
　　李宝兴：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我们攀登，从九道巷向八道巷。每登一个台阶，都要使出极大的力气。我们找了根棍子，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吆喝：小李，小王，抓住呀！”才走上三四十个台阶，我们就迷了路。那里是一个平台，我们转来转去，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找到向上的台阶。再往上，每走三四十个台阶都要遇到一个平台，于是又都是好一阵摸索。我们爬几级，就要歇好一会儿。要不是爷儿五个在一起，怕是谁也坚持不下去。老陈是越来越不行了，小李小王上去搀扶着他。老毛把草垫子裹在身上，休息下来就用草垫子给大伙儿垫。你问我们身体有什么反应？唉，那滋味啊……头像患了重感冒似的沉。心跳得好急啊。胃在胡乱搅和。肚子已经瘪了，肠子在咕咕叫唤。我们一路攀登一路喝道旁的水。喝了尿，尿了再喝。水里有屎尿、有煤渣子也顾不上了。身体直冒虚汗……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小李、小王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哭一场，调都变了。？
　　～8月9日／时间依据赵各庄矿为恢复生产，于8月9日派人下井，一名青工在八道巷曾听到人声。出于恐怖，他逃走了。到八道巷的时间已经没法摸清了。但按前面过程估计，那会儿应该是8月6日或7日。经过800米“马路”的攀登，我们已经一点劲儿也没了。从八道巷再往七道巷去，马路”口谁也不知在哪儿。老陈：摸车去。”我们摸到了载人运输车，五个人分别进了三个车厢，躺下了。这时的情绪是麻木的。我们想，反正是一死，等着吧。老陈怕我们钻到难受的事里出不来，就和我们聊天。老陈：你们在家都吃过什么最好的东西？”老毛：肉包子。”小李：水饺。”王树礼：馅饼。”王文友：糕点。”老陈：“小李、小王，你俩要上去，一定要好好干。你俩岁数小，工作时间还长着呢。”老毛：你们两个娃，每月工资开支怎么花？”王：给奶奶买水果。”李：给爸爸打酒。”更饿了。八道巷的水臭。喝不下。我们当时第一是想吃。王树礼：“要能上去，第一件事是奔食堂，有刚出笼的大馒头最好，要没，喝粥也行，粥也没，哪怕是捡点西红柿尾巴、瓜尾巴吃，也管点事儿。要死，吃饱了死，当个饱死鬼。”李宝兴：“上去，只要管饱，窝头就大葱也行。吃饱喝足再说。光灌凉水，真受不了哇！”毛东俭：“我就想去食堂喝面粥，去就吃，身上没带粮票也不怕，等吃完再说，先欠着账好了。”我们正议论着，发现老远有灯光。我们都喊了起来：“来人呐———我们是采五的！”灯光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我们吓回去的。等我们追上去，早没人影了。后来听说，9号，矿上为恢复生产，派人下来，一个青工到八道巷，听见人声，他当是鬼，吓跑了。希望，又没了。8月9日～8月11日那是获救前的最后三天。日子变得简单了，就是等待。一线希望。老陈说，有人就有救。冷。极冷。冻僵了。五人挤进一节车厢。除一人在门口放哨，观察巷道尽头，继续等待灯光，其余的人都紧紧地抱在一起。身上的热量都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时间，就这样抱在一起。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睡过觉，我们知道不能睡啊，得睁着眼等待。
　　8月11日中午12点整这个时间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来人了！一串灯光直冲我们而来了，领头的是技术科的罗老爷子罗履常。我们一齐扑上去，哭着扑上去，可那时已经喊不出声了，有气无声，老罗用矿灯一照，说：这不是采五的人吗？”他问：你们知道今儿几号了吗？”“哪知道啊？”“8月11日啦，半个月啦！早琢磨你们死了，没想到你们还活着。”15天啦，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啊！我离开赵各庄矿时，正是下午。冬日的阳光下，一座座矸子堆成的黑乎乎的山，就像一座座冷峻地沉默着的黑色金字塔。直到那辆“罗马”车开出很远很远，我还能看见那尖尖的塔顶。对这几位活着走出废墟的渴望者的采访结束了。可是激动之中，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难以说清的深深的缺憾。当我乘坐的车重返唐山市区，平静地穿过当年曾是尸山处处的街心时，那种缺憾便像膨胀了似的越发显得沉重。我想起了一位死者，一位名叫丰承渤的姑娘，想起了她未能幸免的死，也想起了关于她的一些传说。她是陆军二五五医院的一名护士，大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整个儿倒塌了。一天一夜之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她还活着。但她的身体却被残酷地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她就那么站着。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这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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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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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才20岁。战友们都哭了。“能截肢吗？”有人问。“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依然用淡淡的笑容向着围住她落泪的战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等着。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正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死去更残忍的了。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一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真是太惨了。”她的一位战友告诉我，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丰承渤想说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张淑敏懂了。含着泪，她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年代，对她的评价可不怎么好，据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就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她显得很安静，像是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由于那块无法挪动的楼板，小丰的遗体又在原地待放了许久。“她还像活着。”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我仿佛也见着了她最后的形象。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你能说，她已死了吗？我相信，在人类的生命史上，生理上的死是不能由人左右的，但是，人类可以超越死亡。一些精神崩溃的蒙难者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而许多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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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另一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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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是黑魆魆的废墟，一片狼藉，一片凄凉。如果不是有子弹在天空中呼啸，人们甚至会以为看守所这铁桶般圈住的小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不许越界！”负伤的哨兵仍在枪声中竭尽全力地吼叫。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份的囚犯们战战兢兢地立着，一步也不敢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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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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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永的遗骨运回国内
　　〔时事社东京8月1日电〕于上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袭击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须永芳幸（27岁），下午4时20分，他的妻子节子等3名遗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机同遗骨一起回到国内。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节子怀抱丈夫的遗骨，两旁由亲友架着走下舷梯，机场上有亲属同事等50人戴着黑纱迎接。海外报纸在8月1日前后还报道：
　　●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一行19人安全离开唐山。
　　●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一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
　　●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共有51名异国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他们都下榻于唐山宾馆。唐山宾馆在“七·二八”凌晨被击碎了！震前两小时，观看唐山市儿童文艺演出后，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法国人、丹麦人、日本人，还聚集在休息厅的电扇下，于罕见的高温中喝着啤酒和汽水，高声谈笑。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而那些由孩子们扮演的可爱的长耳朵兔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们1点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们没能在梦中再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却被突然而来的狮吼虎啸般的声音惊醒。可怕的地声！震耳欲聋的楼房倒塌声！日本人所在的四号楼整个垮了下来。法国人、丹麦人居住的新楼被震出无数裂缝，架子虽未倒，楼内却已险象环生：楼板塌落、门窗变形、楼梯断裂……唐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赵凤鸣和科长李宝昌回忆说，他们当时是被困在此楼二楼一间门已无法打开的小屋里。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跳楼吧！”“跳！”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楼下草坪上两下重重的人体落地声。赵凤鸣摔折了脚骨，他让李宝昌背着，赶紧寻找翻译和警卫人员，紧急援救当时住在唐山宾馆的51位外宾！当时黑暗中已闹嚷嚷地传来异国语言的呻吟声、呼救声。翻译张广瑞不停地用英语大声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请镇静！现在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一定不要跳楼，不要跳楼！请把窗帘、褥单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那些变了形的窗口，挂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保险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译的指点，谨慎地开始滑下危楼。他们的脚刚刚沾地，中国外事人员就立刻招呼他们：快跑！离大楼远点！”
　　这时，李宝昌正带着人闯进大楼。他们攀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一扇扇错位的房门，寻找那些被砸伤的或是无法自我脱险的人。惊惶地缩在墙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的几位丹麦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涛中看见了救生圈。一位哭泣着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宝昌。赤脚的李宝昌首先扶起老人，踩着尖利的碎玻璃、钢筋，小心翼翼地将她背出危楼。那边，随时可能倾塌的四号外宾楼正在发出紧急呼救。不惜一切，抢救外宾！那一刻，这意念竟牵动了多少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心。他们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李宝昌等赶到了四号危楼。他们在岌岌可危的墙壁上架起了一个梯子。
　　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片冈在剧痛中惨叫。李宝昌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高潮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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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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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
　　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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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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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七·二八”凌晨，一连串急促的枪响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看守所上空久久回荡。几个刚从废墟钻出来的头上流血的士兵。一挺朝天射击的班用机枪。紧张而严厉的枪声，发出一连串尖声的警告。前方，一个个囚犯从震塌的监房中钻出来，尚未从惊慌中清醒，便已在枪声的警告下站成了一堆，茫然不知所措。扯电网的大墙倒塌了！“站住！谁也不许动！”流着血的机枪手在吼叫，长期形成的军人素质使他在这个特定性的非常时刻仍然忠于职守，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也不许跨出原来围墙的位置，以落在地上的电网为界！”原有两道门岗的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此刻已变成了一片平地。铁门伏卧在灰土中，岗楼碎成一堆乱石，二百多名犯人和看守人员、警卫战士，几乎全被压在断壁残垣之内。戴械具的重刑犯关押的监房，已听不到一点声息；他们因动作不便，大抵都已砸死。女监房处却是人声嘈杂，女囚们竟全部活着。大约有一百多人钻出了废墟。此刻，视野骤然开阔了，他们惊愕地望着久已不见的却不再是原样的一切：影影绰绰的煤矿井架、凤凰山的山顶……而熟悉的街巷、民房，已经完全不可辨认。
　　到处是黑魆魆的废墟，一片狼藉，一片凄凉。如果不是有子弹在天空中呼啸，人们甚至会以为看守所这铁桶般圈住的小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不许越界！”负伤的哨兵仍在枪声中竭尽全力地吼叫。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份的囚犯们战战兢兢地立着，一步也不敢挪动。警戒线之外，几个看守人员正跌跌撞撞地奔来跑去，手忙脚乱地扒人、抬人。从看守所四周的另一世界中，终于越来越强烈地向这片特殊的世界送来一片呼救声。女人的叫喊，孩子的哭泣，像泛着泡沫的海浪，包围着、冲击着囚犯们站立的孤岛似的世界。犯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人像在窃窃议论什么，接着，有三个人你推我让地走向警戒线。沉默少顷，终于有一个人鼓足勇气朝看守人员喊了一声：“法官！”被喊作法官的看守人员，根本没听清那沙哑的颤抖的声音。“法官!!”三个人一起呼喊，这才引起注意。“你们要干什么?!”“大家推举我们，推举我们……来请求，能不能，能不能出去救人……”周围的呼救声更加凄惨和悲切了。看守人员和警卫部队立刻进行紧急磋商。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还能权衡什么呢？还有那么多人生死不明，救人是压倒一切的。而眼前就有一支强壮的救险队伍。犯人被编成了三组。“你们听着！”看守人员高声宣布纪律，“到外边，只许老老实实救人。这是你们赎罪的机会，谁要是想跑，就地镇压！”囚犯们入狱以来，第一次踏出了电网围成的警戒圈。这是一支在刺刀监视下的特殊的抢险队伍。
　　带伤的军人押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首先是那些看守所的干部，干部家属；再往远处去就是小街小巷里的群众。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每当扒出遇难者的尸体，都忍不住发出轻轻的叹息。豁出来了！他们拼尽全身力气在撬，在搬，在扛。满手是血痕，满脸是汗水雨水和成的泥浆。当搬撬重物的时候，他们还喊起了高亢的号子。“快！那边还有人在哭！”“快！抬个门板来！”“来呀！这老爷子不行了！”几位犯人围在看守所炊事员高师傅身边，只见高师傅脸色铁青，似乎已经断气。可是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一个因盗窃被捕的年轻犯人，一遍又一遍为他做着嘴对嘴人工呼吸，直到确信高师傅已经死亡。他们找块手巾盖上高师傅，又向有呼救声的地方跑。“法院宿舍！法院宿舍！”看守人员在喊。“医生！有没有医生？”老百姓在叫。王××是一位医生，他曾在行医时犯过流氓罪。此刻，他不停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固定断肢，不时大声吆喝着搬运伤员的要领。当他听到看守所一位副所长的呻吟声时，又立刻赶到他的身边。副所长刚刚被救出来。他被砸懵了，“懵”之中也并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当他看到四周那些奔忙的囚犯，不禁大声惊叫：“快来人！快给市公安局挂电话！我们这儿情况危急！……啊！……啊！”他呻吟着。他的膀胱被砸伤，此时胀痛难忍。他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没有导尿管。有人回去找代用的小管，可是当他两手空空地归来的时候，他愣住了：王××正跪在副所长的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地吮吸，地下已有一滩血尿。整整一天啊，这支刺刀下的救险队伍，没有一刻停歇。囚犯们无言地苦干着，人们只是偶尔能听见几个人的对话：“比海城还厉害啊！”“怎么没预报呢？”“唉，家里人还不知咋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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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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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把刺刀其实是管不住分散在废墟上的这一群囚犯的，可是囚犯们没有忘记有一道无形的警戒圈。直到黑夜降临，唐山市公安局准备把犯人押解到外地去时，看守人员才发现少了三名囚犯。这三名囚犯在抢救完周围的人之后，豁出命跑回家去抢救自己的父母姐妹了。其中两名，在处理完家事之后又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返回了看守所。还有一个正在他家的废墟上忙碌，公安局的摩托车开到了。当囚犯们还在看守所四周的废墟上救险的时候，看守所已开始将受重伤的军人、干部和囚犯向外转运。负责转运的公安干部田国瑞，在当时采取了一个被人认为是“冒险”的举措：开车的司机是囚犯，照料伤员的三个人也是囚犯。没有办法啊。生命垂危的伤员需要赶快得到医治，整个看守所的犯人需要赶紧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地点。可是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嘎斯51”，却没有司机。当时，田国瑞像浑身着了火似的，在破车前一圈圈转着。那时“流氓犯”龚××就在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田法官！如果你允许，我试试……”田国瑞打量着龚××。那是一张表情淡漠的脸，一双冷冷的眼睛。他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低声说出这句话。田国瑞想起，这小伙子是退伍军人，当兵时就是司机，许多险路他都跑过。他是一个不怕死、敢冒险的人。“他们，会死的。”龚××见田国瑞没有做声，又指指在地下呻吟的伤员。“好吧。”田国瑞下了狠心，你得老老实实，这是立功的机会！”汽车发动了。一段不寻常的里程。车上，三名囚犯在照看着血迹斑斑的伤员，而伤员中疼得满头汗珠的看守所副所长和一名砸断了手指的警卫部队班长，也用警惕的目光监视着那三名囚犯。驾驶室内，田国瑞一只手比比划划给龚××指路，一只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腰间的五九式手枪。市内的医院毁了。近郊的丰润县被伤员挤满了。汽车径直向北，向北。
　　龚××仔细看着路面。为了使伤员少受颠簸之痛，他每每绕过那些坑洼、凸突的地方。他努力开得平平稳稳，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突然剎车。雨来了。好密的雨点啊。雨点飘进车内，伤员们在瑟瑟发抖。有人在敲驾驶室顶棚。“田法官！田法官！他们要冻坏的！”喊叫的人是囚犯李××。他因“诈骗”被捕。他对探出头来的田国瑞说：“前面有个部队营房，我有熟人，我去借几件大衣！”田国瑞无法踌躇了又冷又痛的副所长正在车上呻吟。他允许李××前去，但厉声警告他绝不许逃跑。当李××急急地跑去，而垂头丧气地空着手返回时，田国瑞还一直未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李××伤心地低着头。他的那些依然在军营中服役的战友，怎么也不相信会派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来借军大衣。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人们甚至用警惕的目光审视他。他回来了。
　　不知道对谁的震动更大一些。李××沉默着不再说话。田国瑞却狠狠地骂了一句：“搞什么名堂?!”他的脸板着，不知在骂谁。汽车又继续向前开去。伤员们一直被送到遵化县城。夜晚，汽车返回唐山，但却无法进城。车被拦在西北井，抬上来满满一车受伤的老百姓。“怎么办？”龚××低声问田国瑞。“还能怎么办？”看守所那边还有一大堆囚犯、伤员，可是田国瑞知道急也没用。“走！再送遵化！”深夜，老式的“嘎斯51”疲倦地喘着，又从长城岭下的遵化县城开出来。龚××一天没吃没喝，不停地开车，他的头开始发晕，他竭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还在打架。整整一天一夜了，钻出废墟，抢救伤员，长途运送……没有吃喝，没有喘息。他双手抓不紧方向盘。汽车似乎在公路上扭摆开了。刺耳的剎车声！一辆被压扁的自行车旁，躺着一个满头是血的行人。龚××和田国瑞都从瞌睡中被吓醒了。龚××几乎带着哭腔在喊道：“我压死人了，我压死人了，我罪上加罪了……”他顿时像发了疯似的向那人扑去。当他和田国瑞发现那人只是被碰破了头时，立刻又把他抬上车，送回遵化。唐山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迎来了闷热的7月29日。
　　紧张、疲倦、惊吓，已经把龚××和田国瑞都折磨得浑身发软。那辆“嘎斯51”在唐山至遵化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仿佛都要颠散了架子。田国瑞不时地望着龚××那张苍白的无表情的脸，陷入沉思。有过这样一段短极了的对话：“饿了？”“嗯。”“渴了？”“嗯。”行至唐山西北井，田国瑞和龚××一起跳下车，伏在一个臭水洼子边上，满满灌了一肚子水。田国瑞找来一些炒玉米，便托在手心里和龚××你一撮我一撮地分吃着。饿极了的龚××，咀嚼时仍然沉默无语，似乎在保持他犯人的身份。田国瑞想起他的被捕原因来了：一个怀了孕的女知青自杀了，而他曾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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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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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后，龚××开的“嘎斯51”变成了一辆架枪的刑车，他亲自开车把自己和看守所的另几十个犯人送往玉田县的临时收容点。下车的时间，田国瑞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感情有些复杂，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千万别瞎动弹！瞎动弹，哨兵会误伤你……”囚犯们刚押解到玉田的当晚，便发生了一起“炸营”事件：两天来已疲备不堪的犯人，刚刚沉入梦乡，有一个人在梦中突然大叫：“地震了！地震了！”剎那间，所有的犯人都惊跳起来，四下逃窜。囚犯们几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恐惧感在这一瞬间释放了！他们失去理智地争抢生路。哨兵和看守人员鸣枪、吼叫，很久才把囚犯们收拢，使他们从惊恐之中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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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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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早晨，当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从废墟上跌跌撞撞跑到门外、想把躺在歪斜的高压线大柱下的一个女伤员背起来、送到安全处去的时候，两个开滦工人把他当成了从医院跑出来的疯人，他们大吼道：
　　“放下！”“你给我放下！”瘦小的李忠志高声申辩：我是好人！我是医生！”他把女人交给矿工，随手夺过矿工手中的一把大锤。“你要干什么？”“救人！我们医院全平了！”全平了。精神病院全平了。这里的废墟比任何一处的废墟都显得平静。病房的门窗上全有铁栏，当焦子板的平屋顶落下来时，患者无路可逃。即使是侥幸存活的，“在那一刻也显得不可思议的镇定，没有哭声，没有喊叫。”最早从倒塌的药库里逃生的李忠志，孤身一人在废墟上奔忙。他挥动大锤，砸开楼板，救出了十多个受伤的职工和孩子。他又带着受轻伤的人抢救患者。一个年轻的会耍武术的女病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站在李忠志面前；她浑身竟没有一点儿伤，神志也显得异常地清醒。“你干什么？李医生！”“我救人。”“我跟你救。”可是一转身，这女人已无影无踪。李忠志管不了她了。
　　医生张志勇、徐建国等人已经先后从家里赶来，他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把一个个病人从废墟中救出来，抱的抱，抬的抬，甚至需要用力去拖。有一个女患者死活不肯离开那染血的瓦砾堆，她反反复复地说着：“我有罪，早该枪毙的，房倒了，就不用枪毙了。我等着，我等着……”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啊！不久，当被救出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李忠志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们的亲属托付给医生、托付给国家的，在这场大灾面前，得格外保护！不能让他们像那会武术的女人一样跑掉，更不能让他们有三长两短……可是医院的领导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有啊！瘦小的李忠志急得快要哭出来。他是一个转业军人，可是他仅仅在军队里当过卫生员和司药，他没有指挥过任何人。他望着张志勇医生，张志勇也是转业军人，因为犯“右倾错误”而脱下军装的一个军医；和李忠志一样，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小人物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工作人员推举他们中间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忠志担任组长。李忠志派人去找市委。市委领导答复：上级管不过来了。你们自己组织抗震救灾，就一条：别散伙！李忠志咬咬牙，挑起了那副沉重而特殊的担子：几十名受伤的工作人员，几十名疯人，那么多人的生命！领导小组提出几个口号：一、谁也不许哭（不能动摇军心）。二、伤员不许乱喝水（有一个受内伤的年轻姑娘，被救出后喝了一瓶汽水，喝下去人就死了）！三、锅炉里的冷开水不许随便动用！（那是仅有的一点干净水了，要用，必须经领导小组批准。）医护人员用绳子围了一个大圈，让精神病患者坐在中间。
　　地震后的头三天，精神病患者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听话。没有了铁栏杆，没有了约束带，他们居然还能平静安然地并排坐着。远处的废墟，近旁的尸体，都不能刺激他们。他们似乎一夜间痊愈了。从早到晚，他们只是静静地望着那些来回奔忙的医生，静静地吃着人们给他们送来的面汤，静静地拭着身上的血迹。最初，在身边照看他们的，只是一些不能动弹的伤员。当余震到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那三天里，唐山的许多健全人却反而精神失常了。
　　人们把那些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亲属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来。这些遭受过强刺激的可怜的人，嘴里念叨着惨死的亲人的姓名，浑身颤抖不已，有人两耳塞泥，有人总想往电线杆上撞。他们的到来，更增添了精神病院的混乱。“领导小组”决定增设“临时门诊”，收治新发现的患者。忙乱极了。瘦小的李忠志仿佛要被担子压垮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震前去东矿区亲戚家，至今生死不明，可他却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患者身上。库房的药品扒出来了么？患者一天三次药按时发放了么？还有饭，还有水，还有躲雨棚子的修建，还有尸体的掩埋……李忠志东跑西颠，好几次摔倒在废墟上。他感到胸口阵阵发闷是心脏病又要复发了么？“老李！”救灾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在喊他，“院子里那些尸体，我们帮你处理了，行不行？”“哎呀，那是患者的尸体……”李忠志不敢拿主意，他怕患者家属来要遗骨，你们，你们按中央的意见办！”“中央没有处理尸体的意见！”“那，那就埋吧，我负责了！”正当李忠志感到体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震后第四天，唐山市精神病院的老患者们几乎全都恢复了病态。强刺激给他们造成的反作用力一消失，平静立刻被打破。他们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拒绝吃药的，挥舞拳头的，满地拉屎的，摔杯砸碗的……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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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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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腿要断了！他们要砍我的腿！”一个“被害妄想”型的男患者在一遍遍喊叫。“我要回家！我们家里人要自杀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女患者嚎啕大哭。一个胳膊已骨折的中年女患者冲出“警戒线”，在院子里奔跑；于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像惊了的烈马，蹿起身子，踩着伤员的肢体，从“绳圈”中奔出来。“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李忠志用细而哑的嗓音在叫，“不能让一个人逃走！”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跑到废墟上拦截发作了的疯人，连那些缠着绷带的伤员都拄着棍子跑来，他们喊着，叫着，被患者撞倒，又爬起来，死死拽住那些奔跑的衣角。当那些患者终于被一个一个拽回“警戒圈”内的时候，李忠志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下。一张张模模糊糊的脸在望着他，他听见赵大夫那熟悉的声音：“忠志！……你心脏……药……”瘦小的李忠志觉得自己就要“过去了”，他感到自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连手和脚都没有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有人听清，他要把“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到身边开会。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同伴们面前只想哭，但他强忍着。那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熟悉的情景，胸中涌动一种很神圣的东西。“同志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散……坚持……”“忠志，你也要顶住，不要紧的，有我们在，还有药……”李忠志的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他也能感觉到，身边那些人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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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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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唐山瞎了，唐革者山聋了。可是，无边的废墟上，却有一支奇异的盲人队伍走来。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肩上背着破旧的胡琴、三弦，面部表情显得那样沉静、冷峻。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走向何方？有人从中认出了鼓书艺人资希圣。资希圣所住的盲人宿舍离铁路不远。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盲人。其中不少盲艺人都被安置在民政局系统的螺丝厂工作，资希圣还是这个小厂的副厂长。因此，这片盲人居住区也就是这家工厂的宿舍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糟，百米开外，就有一个铁路装卸“货位”，专门装卸肮脏的货物。每天都有一马车一马车的驴皮、狗皮、兽骨朝那儿运。有风吹来，腥臭难闻。
　　这在震前，很少被有关部门重视。就像这些盲人，在健全人居多的世界上，常常是不被注意的。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资希圣的第一反应就是：货位”上撞翻了车卡！可是随即房屋便晃得咔咔作响。他抱起孩子，蹬开房门，刚刚冲出门外，就听见身后哗啦啦一声巨响。他听出是墙壁倒了，然而侥幸的是：房顶好像并没有落下来。在一片呼救声中，年近半百的他摸索着往前走。不行！手触摸不到熟悉的墙壁、树木，脚下的路也突然变得那样高低不平。异常的听觉引导他从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响中逃离。这时，这些盲人似乎比正常人更清醒，他们绕开断梁，避开钢筋，可是，许多盲人却依然被压在深深的废墟中，他们毕竟比正常人少一双眼睛。“老资！刘明友一家子全趴着呐！”“老资！这儿有人叫唤！”“老资！这房顶怎样搬呐？”资希圣让人搀扶着，跌跌撞撞来到南边的厂里，他想找几个健全人回来救人，可一个健全人一听就火了：我这儿正救人呢！人都快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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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次列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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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一书记载了如下史实：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路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7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有2列客车、5列货车。
　　一、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线K201＋600处，客车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二、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550处，内燃机车起火，1节行李车颠覆，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三、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100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四、041次油罐列车在芦台→田庄间下行线K221＋100处脱轨，3节颠覆。
　　五、1020次货车在芦台站四道，2节货车脱轨。
　　六、1014次货车在汉沽→茶淀间脱轨……
　　七、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
　　1985年5月，我的好友王文杰因公途经齐齐哈尔，受我之托，他拜访了当年在40次列车上工作的张金柱、窦学文、何庆祝、刘巍、孙胜起等人，带回了那列特快列车在“七·二八”大震中的非凡经历和种种无疑应当写入历史的情景和细节。40次特快列车的838名旅客和47名列车乘务员，是唐山地震之前，最后向这个将毁灭的城市行注目礼的一群人。3时42分，他们的列车离开唐山向天津方向行驶仅仅10分钟。大地便撼动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钢铁撞击声中，旅客们纷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不可遏制的震动力甚至将人从卧铺上掀落下地。
　　紧急制动闸尖叫着，把恐怖传遍前后15节车厢。谁也没想到是地震。当时跳出车厢处理紧急情况的列车员们回忆说：站在地上，感觉和站在行进中的车厢里一样，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了被碾成碎片的水泥“枕木”，那碎片像指甲盖一般。“脱轨！重大颠覆事故！”黑暗中有人叫着。人声嘈杂，一片慌乱。“赶快设岗！”列车长张林（就是日后以写铁路生活见长的那位小说作家张林）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被来往的列车撞上。他命令两名乘务员，立刻带上号志灯，分别跑步到距车头车尾50米远的地方，阻拦可能开来的列车。就在这时，有人喊：机车着火了！”牵引列车的是串连着的两台内燃机车，每台的油箱里装着7吨柴油。此刻，为首的一台忽然腾起了通红的火焰，火光映红了天空。
　　风从西南而来，正驱动着火舌去吞噬一长串的车厢。纷乱的脚步声。飞奔的人影。一群旅客不约而同地冲向车首。脸盆、饭盒、茶杯、水壶……一时间都成了灭火的工具，人们舀起铁路边的积水，拼命地向机车泼去。谁知火却越烧越猛，在一片“哔哔”的燃烧声列车脱轨中，机车已被烧得变红。在任何人的心目中，地震，就是地动山摇。而当时40次列车的旅客，日后回忆起“七·二八”之晨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地震”，首先是一场其势凶猛的熊熊大火。火，以风助威的火，正在京山铁路线上威慑着八百余人的生命安全！“快躲开！”当时从机车内钻出来的一个司机喊：会爆炸的！”理智的人们在那时变成了一群疯子，对司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扑灭大火！当时参加救火的列车员冯家春事后回忆说，他一想起救火这件事就害怕。
　　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地震！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
　　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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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次列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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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所剩无几的大米；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禾，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同志，县委在哪里？”“我就是县委！”“请分配任务……”“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整整扒了一个白天。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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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非常的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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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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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能的释放(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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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开着拖拉机来抢劫
　　唐山被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推入8月。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
　　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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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能的释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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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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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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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瘟疫！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唐山怎么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
　　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的时候，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采取紧急对策。据文件记载，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六吨，各种喷雾器3100多具；调来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调来喷药飞机4架……
　　“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雨雾般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夜晚，废墟上升起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
　　那些日子，所有被采访的唐山人几乎都证实了一个事实：蚊子似乎见不到了。据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统计：蚊子的密度下降90%～98%，而苍蝇的密度只下降了50%。成群的苍蝇仍在肆虐，仍在危及唐山人的生命。它们从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地方飞出来，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而弥漫着整个城市的臭气仍有增无减。“冷冻仓库！”救灾部队报告，“震裂了的冷冻仓库里，大量鱼肉正在腐烂！”“必须彻底清理积压鱼肉！”指挥部的批示很明确。“铁门变形，无法打开！”救灾部队又一次报告。“派工兵，爆破！”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冷冻仓库彻底倒塌了。硝烟未散，人们就已开始抢运出肉食品，变质的立刻掩埋，完好的分给群众。然而臭气仍在弥漫。指挥部所有成员焦虑与复杂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这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尸体。24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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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孤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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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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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不幸的幸存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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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华北大地震动了。“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
　　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许多人哭了。还能说什么？孩子们就是那么懂感情……
　　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在地震后一下子懂了那么多东西。酸甜苦辣他们都尝到了，好人坏人他们都看到了。有人把他们当做宝贝捧在手里，也有没良心的，见死不救，甚至还想占孩子的便宜。可是，不经这些事儿的人怎么也不会感到，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孩子呵！勇敢极了，就想掉泪。有个叫冬梅的六岁小姑娘，地震后，家里只剩下她和九岁的哥哥。其实，她姥姥家还有亲戚活着，在郊区农村。那些亲戚进城来，不顾救人，只顾扒家里的财产，捞了油水，扔下孩子就走。
　　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小冬梅的身边有五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爸爸妈妈留下的围巾，小姑娘像小大人似的，成天爱惜地带在身边，不让人动。她有个表姐想要走围巾，小冬梅发脾气了：“你不救我爸，不救我妈，倒想要东西？不给，一条也不给，我就是烧成灰也不给你们！”六岁的孩子啊！有一天，我领着小冬梅到物资组去给她兄妹找衣服，小冬梅拿了一双大人穿的男式胶鞋，我问：“你拿这做什么？”她说：“给我哥……”“你哥哪能穿这？”我笑了。“我爸我妈不在了”，六岁的冬梅认真地说，“哥哥的脚长大了，要没鞋穿怎办？”这就是地震留下的孤儿。灾害坑苦了他们，使他们承担了根本不该承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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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不幸的幸存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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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没这场该死的地震，他们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呵……他们本不该过早地知道人情冷暖，本不该知道那么多连成人也感到说不清的事。有个孩子，地震时和后妈一起钻出废墟，这时父亲已死，后妈指使她这儿那儿地扒，结果救出的是后妈亲生的孩子，而那几个与她同母所生的孩子却闷死在里边。这个孩子勇敢地出走了，她当然也成了我们的孤儿，被我们送往外地……把一部分唐山孤儿送往外地，是省委决定的。唐山乱啊，教育系统损失很大，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的危险。及时地把孩子们送出唐山是太重要了。让救灾单位收养孩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再有三长两短、再吃苦，更不能让他们被那些没良心的人欺负……唐山火车站。我亲眼目睹的情景——清晨，天有点儿阴。清除废墟的起重机，已经在火车站广场的两侧轰轰隆隆地工作，不时吊起一块块形状狰狞的楼板。广场上人很密，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送往外地的孤儿在等待出发。一片蓝色。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弟弟……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显然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
　　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那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我费力地钻进人群，来到孩子们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一些孩子把这些东西反反复复地掏出来，又装进去。有个男孩拉住我，让我看他那白色搪瓷杯底部的红印章。“叔叔，这是一等品！”许许多多唐山人来到广场为孩子们送行。我看见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正为一个小姑娘梳辫子。他的手十分笨拙，总在颤抖，有时手重了，拽了头发，那头发黄黄的小姑娘就会咧嘴。我猜想，这小姑娘一定是这位青年矿工的已故师傅的孩子。火车汽笛在响。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哨音。孩子们就要出发了。有一位被秋风吹起银发的婆婆，深情地望着这些孩子，喃喃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有多少人为唐山孤儿牵肠挂肚啊！外地的人们，就是从唐山孤儿和伤员身上，感受到地震灾害有多么严重的。没有比接待孤儿更容易发动群众的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王庆珍清晰地记着那一切——石家庄的人对我说过，为了办育红学校，市委专门开过两次常委会，工会、青年团、妇联、计委、建委、财办，还有组织部、民政局、教育局，都动员起来了。从来干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心齐的。全市为育红学校抽调了212个工作人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炊事员、保育员——因为还有好几个吃奶的婴儿。育红学校校长，专门选了一位唐山人，开滦矿工出身的二中党支部书记老董，这样的人对唐山孤儿的感情不是深些吗？一批唐山孤儿要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市。为了建育红学校，迁了一个幼儿园，有些人接送孩子不便了，可一说是唐山孤儿要来，他们就说：“没事！我们多绕点路就多绕点路！”第一批孩子是9月8日到石家庄的。任务下达得仓促，6日那天被褥还没有备齐。市里把一大批布拉到桥东区，让街道组织赶制。7日早上，几百条崭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红学校，有汽车拉来的、自行车驮来的、手推车推来的……还有枕头！6日那天，有枕套没枕芯。育红学校附近一所小学校校长拍着胸脯说：“我包了！”他到自己学校，集合起全校学生，说：“同学们，唐山市的红小兵后天就要到了，咱们要用实际行动欢迎他们。今天放学，你们一人带两个枕皮儿回家，请爸爸妈妈把枕芯灌上，木棉也行，高粱花子也行！”第二天早上，所有上学的小朋友，胳肢窝下都夹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新枕头……
　　9月8日上午，我们把孩子送往石家庄。一路上，各市的领导人都到车站迎送，送上各种食品。天津送上了罐头，可车上没有罐头刀。孩子们想吃啊！火车司机就通知前方车站，以最快的速度准备了五十多把罐头刀送上车来！到石家庄育红学校时，绿豆粥和炸果子已准备好了，洗澡水也准备好了。水不冷不烫，不深不浅，据说市委领导专门到澡堂看过，试过，生怕水深淹了孩子。孩子们洗完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就在那儿等着了，要给他们一个个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也是连夜赶制的，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孩子的枕头边都放了三套新衣服。男孩儿是绿军装、白衬衫、蓝裤子、懒汉鞋，女孩儿是花格条上衣、白衬衫、蓝裤、花裙和偏带布鞋。女孩儿们还发了红头绳和小镜子。有个男孩儿的新鞋不合脚，可上午就得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百货公司知道了这事，一位老营业员一大早取了鞋，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送到会场门口，亲手给那孩子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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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不幸的幸存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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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孤儿们坐着大轿车进入会场，嘿，那场面！花环队、花束队、腰鼓队、老人、娃娃……夹道欢迎。路上站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想看看地震后幸存的孩子，看看这些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苗苗。一个大肚子上扎着腰带的老警察，有人说是石家庄市交通大队的大队长，亲自站在路口指挥车辆，那庄严的样子，像在迎接外国元首。进入会场的大门口，石家庄市的小朋友吹着号在迎接唐山孩子。唐山孩子留给石家庄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强”！大地震才一个多月啊。他们好像很能适应环境，在车上，还向欢迎的人们招手。那是一个叫人动感情的欢迎大会。省市领导致欢迎词，石家庄的小朋友致欢迎词，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答谢词。那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却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讲得清清楚楚。只是说到“爸爸妈妈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他掏出手绢擦开了眼泪，但却咬着牙没哭出声，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讲下去。等到石家庄和唐山两地的小朋友同台演出的时候，会场上悲伤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观众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有个唐山孩子叫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极了，看着她笑得那么甜，真叫人受不了。为她伴奏的大人们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书记，突然冠心病发作，昏倒在地！唉，都是因为那场灾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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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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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唐山孤儿送往外地的时候，王庆珍已开始把这项工作向民政局移交。民政局长——我的蒋忆潮叔叔，建议我作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参加护送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一段非凡的经历；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地卷入到感情的漩涡中去。那一路的每一公里、每一分钟都是令人难忘的，然而在这里，在我十年后提笔追忆那一切时，我只想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勾勒一笔速写像。为他，我的小拖拉机手……
　　我已经记不起你的名字了。可是我依然记得你那颗圆圆的大脑袋，眼睛在看人时一眨不眨，厚嘴唇总是微咧着。在唐山孤儿的人群中，谁都可以从你那憨厚的脸上，看出你是个乡下的孩子。你的家在哪儿？洼里？古冶？我也忘了。因为在大地摇起来的那一刻，你便永远失去那里的家了。你是送往邢台育红院去的。人们说，石家庄条件好，睡软枕头，吃细粮；邢台条件差，睡木枕头，吃玉米粉，所以，娇气些的唐山市区孤儿送往石家庄，能吃苦的郊县的孤儿就送往邢台。呵，我真为你抱不平，难道你那圆圆的大脑袋，是注定要睡硬枕头的么？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我很奇怪：你们这一群孩子竟然都没有哭。是因为幼小心灵里乡土观念本来就淡薄？还是因为两个月来你们已多少习惯了四处为家的生活？你们都扑向窗口，惊讶地看着一排排钻天杨越来越快地向后闪去，看着田野像一个巨大的黄色圆盘在旋转，旋转……
　　有的孩子边看边打开挎包。你们早饭吃得早，这会儿肚子已经有点饿了。一个带了头，个个都解挎包带子，像比赛似的，掏出饼干、月饼、蛋糕、苹果。可是你呢？我一眼看见了你，只有你没有加入那热闹的聚餐。你站在过道上离我不远的地方，低头玩着衣扣，脚尖一翘一翘。你的皮肤黑亮亮的，藏青色上衣做得小了些，领口敞开，露出肉鼓鼓的脖子。我发现，你的挎包是空的。“喂，你的点心呢？”我问。你低着头不说话。“弄丢了？”你怯生生地摇了摇头。“公社没给买？”“怎么没买呀！”你对我说，而后又低下头去，轻声说，“我全留给姥姥了。”“姥姥？”我想起来，蒋局长说过，地震后那些只剩下祖孙二人的家庭，如果老人年迈体弱、无力抚养孙儿，孩子也送往外地。这是残酷的然而又是不能不如此的骨肉别离。
　　我眼前又出现了在车站广场见到的那位老婆婆，此时她大约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一间“防震棚”前，喃喃地念着外孙儿的小名儿，向远方眺望。“告诉叔叔，姥姥喜欢你吗？”你咧嘴笑了，露着一对小虎牙。“叔叔你看！”你忽然扯开了衣扣，露出穿在里面的黑色棉背心。棉背心上有个口子，原先似乎是缝着的，现在线已经散了。你在里面抠了半天，抠出一个小纸卷儿，我定睛一看，是一张人民币。“我有一块钱！”你无比自豪地告诉我，是姥姥给的！”你把那纸币抖开来，在我面前晃着。你笑了，笑得好甜呀。你好像有了最值得夸耀的珍宝，好像能够拥有一切，最主要的是，你好像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你有着一块钱！你就不再是个孩子了！是的，我知道，这张人民币已被你的小手揉皱，似乎你已孤儿远行经无数次把它从棉背心里抠出来，放在手心抚摸过，在别人眼前像小旗子似的动过。“收好，别丢了。”我鼻子有些发酸。
　　我给你找来蛋糕，让你坐在我身边上吃着。你吃得那么香，又回到了你五岁的年纪。我不仅想起你那独自在家思念你的姥姥。于是，我给你讲起故事——为的是把你的心从可怖的废墟带到宁静的童话世界中去。《白雪公主》、《假大王》、《过猴山》……你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厚厚的嘴唇半咧着。说着说着，许多孩子围了上来，我座背后的孩子也从座椅靠背上探出了脑袋。有趣的童话，和车厢中我这身独一无二的绿色军装，对你们大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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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五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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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孤儿中有三家“五姐弟”，地震后，他们都留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上。没有送往外地，是因为他们还能互相照顾，还有一个勉强能称作“家”的家。16岁的张凤敏，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特殊家庭的“家长”。她的家庭成员有：15岁的大妹张凤霞，13岁的二妹张凤丽，8岁的孪生姐弟张学军和张凤琪。刚从废墟中钻出来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那瘦弱的肩头已经压上了一副山一样的担子。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喊，不知道哭，不知道父母亲双双死去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看到被人从咽气的母亲怀中找出来的小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怎么这样脏！满头的灰……一把拉过小弟，四处去找自来水洗头。直到听见人喊：“到这会儿还要什么干净！地震啦！哪儿还有水！”凤敏才木然地停下脚。不是梦，不是，是真的。爸爸妈妈的尸体就在路边躺着，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地离去了。他们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也没有……
　　一个温暖的家庭被砸碎了。父母全是开滦职工，父亲张子义还是唐山矿的行政科长。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对孩子有着一片温情。为什么被砸碎的偏偏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老天独独选中了一个娇弱的少女来承担那千斤重担呢？弟弟妹妹们站在张凤敏的身后，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大姐，16岁的姐姐也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瘦小的大妹凤霞，她过去总爱无忧无虑地说笑，今后还有谁能给她欢乐呢？小脸儿黄黄的二妹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今后她要是病倒了该怎么办呢？小妹凤琪，还是个十足的小娃娃，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不爱言语，过去只有妈妈知道她的心思，可今后呢？……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张家生了这么些个姑娘，为的就是等他这个宝贝小子。张凤霞还记得，小弟小妹在乡下老家出生时，先问世的是小妹。当时父亲正在外屋焦急地走来走去，一听说生的又是女儿，他气得一甩手就要往门外走。只听大夫叫：“别走别走！还有一个——子！”父亲哈哈大笑，搂着凤霞跑到村里大喊大嚷，架大锅，搬大桌，摆酒请客，燃鞭放炮，恨不得把全村人请到屋里来……
　　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调：讨喜，受宠，被视若掌上明珠，因而他是全家最娇的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男人待遇”，饭桌上，母亲和女儿们吃一样菜，他和父亲吃另一样菜——能常常吃到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喝上一口酒。他是个“小皇帝”，可现在，他那小小的宫殿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有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啊……
　　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最后，张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给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军队的新闻干事赶来了，拍照，写稿，要把五姐弟在震后的“幸福生活”登到报上去。巨大的灾难，真能这样轻易地被“幸福”所替代么？再不完整，再弱小，这也是一个家庭。
　　地震后，感情变得粗糙、生活节奏变得匆忙的人们，他们注意不到隐藏在这个小小家庭深处的、那些微乎其微却又无比沉重的困难，注意不到几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当大姐凤敏第一次生炉子，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咳嗽不止的时候；当老二凤霞为给姐弟们领一份幼儿食品（鸡蛋卷），而去和有的大人争吵的时候；当几个姑娘为缝一床褥子而发愁，一连折断了四根大针还把手指扎破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她们的苦涩么？人们能够听到几根支撑不住屋顶的纤细的小柱子，所发出的“咔咔”的断裂声么？“姐！我不吃你烙的饼！”小弟把一块烙糊了的饼狠狠摔在满面烟灰的凤敏面前，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两面黄嘎嘎的饼！”“姐不会烙……”“那我就不吃饭！”“你走吧，”凤敏生气了，哪家烙的饼好，你到哪家吃去！”八岁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才回来。“姐！给我买个小收音机！”他在街头看见刚刚恢复售货的小摊子上，正在出售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还黏着泥土的“半导体”。“姐没钱……”“你有，从妈妈的抽屉里扒出来的！”“这点钱……唉，咱们以后怎么活呀？”凤敏磨破了嘴皮，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机是砸坏了的，是从死尸身边扒来的。她给弟弟找来小人书、破破烂烂的玩具，还拿出解放军送的花尼龙袜，亲手给他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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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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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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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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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剎住了。“你下去！……下去!!”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大夫！别给他治！”“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疼死他们！”“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别给他治！别给他治！”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
　　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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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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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七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
　　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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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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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惟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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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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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
　　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这个50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他能说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拥而上。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
　　“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面包车颠簸起来。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他难受。一种无从诉说的难受。一种难以解释的难受。他敢说，他自己和许许多多献身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同事们绝不是罪人，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已经背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说什么呢？
　　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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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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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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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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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
　　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
　　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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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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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于是，她不停地给手表上弦，手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给了绝境中的她极大的安慰……“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她在“地狱”的13天里，有一段时间“迷迷瞪瞪地”完全沉浸在家事之中，想着没给患病的老伴送终，想着小闺女的安危，甚至愤愤地想着和邻居那个“婆娘”的你长我短……在矿井下坚持了15天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情绪麻木地聊天”，谈的是“在家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谈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怎样开销，怎样孝敬老人”……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我们来到世界上，必须接受这个星球的喜怒无常。命运会把人抛到这样那样的“废墟”之上，人类注定要永远与厄运抗争。但人类的精神可以超越厄运。不要悲叹每个人在突降的劫难面前都如狂风前的小草，小草比大树更难被摧毁。不被命运所厄的首要前提，是摆脱“灾氛”，不让自我引爆的恐惧和窒息感堵断生命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蒋叔叔和千千万万“唐山人”的“平常心”如此坚韧。
　　“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沏茶!”
　　钱钢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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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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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6年修订版出版之前，本书在香港已印行了八版。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是作者的荣幸。特别当我得知，我的热心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我更为之感动。让我把修订版的这篇序言，首先赠给这些朋友。
　　不久前，有近百名专业各异的作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考证和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百个最大的自然灾害。由我和耿庆国教授主编了一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减灾十年”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
　　我在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脉，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唐山大地震正是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发生的。它是20世纪迄今为止全球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一代代中国人，以至全人类，都应当对那24万惨死的生灵铭记永远。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在灾难现场的目击实录，这是它始终受到读者重视的原因。自1986年以来，它的日文版、英文版先后出版，它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书，它的部分章节收入了香港中学的中国语文教材。我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湮没和淡忘。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一项议案，在每年“七·二八”的清晨，中国各地同时敲响钟声，对在唐山大地震和一切自然灾害中死难的同胞表示哀悼，对华夏大地和整个地球的平安表示祈盼。
　　20世纪的人类对于战争带来的惨剧怀有深刻的记忆和高度的警觉，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纪念日，缅怀战争的死者，祈祷人类的和平。相形之下，人类对自然灾害的高度警觉和理性的整体防御，还刚刚开始。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DisasterReduction──“减灾”，是跨世纪一代人的使命。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这是我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表达的祈愿。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祈愿，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时，我把《唐山大地震》1996年修订版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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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我的唐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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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修订版后记
　　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这就是“20年”。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
　　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700多孩子中，就有400多人成了军人。唐山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7000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20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50%，达到了156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675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485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7150元。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1756.6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7.9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都居较高水平。
　　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112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20周年之际完工。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我当年采访过、在本书中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从矿井下坚持15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1996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66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
　　1992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13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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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我的唐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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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75岁。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
　　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1996年，耿庆国55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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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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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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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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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自然有着远比人类更宏阔的生命节律；21世纪绝不可能是无灾的世纪。是的，“减灾”。不是如20世纪中国人高喊“人定胜天”时幻想的“灭灾”，也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虚弱无力的“救灾”。新世纪的人类，是否将在20世纪百年膨胀后转向静敛，把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投入自身与自然界的融合，在珍惜自然的同时珍惜自身，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本书是20世纪中国为21世纪世界留下的历史备忘录。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在这里共同祝福地球与人类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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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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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ShallOver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ShallOver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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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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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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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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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做《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什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日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什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漂满了碎船的木板，人可以在避风塘里的碎船板上走来走去，灾情如此惨重，一万人伤亡。除了唐山大地震，中国还发生过很多伤亡惨重的灾害。在唐山大地震仅仅一年之前，还发生了1975年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由于淮河大水，两个特大水库、十几个中型水库、100个小型水库同时溃决，河南驻马店地区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个县全部沉没在水底，京广铁路停车100多天，巨大的火车车厢都被冲到几十公里之外。
　　20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类似SARS这样的疫潮，比如说1910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1988年的这么大的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40万人染病，引致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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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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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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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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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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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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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海原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53秒，中国宁夏海原县（北纬36.5度，东经105.7度）发生震级为8.5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2度，震源深度17公里，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17地有感，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海原地震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滑坡。地震发生时山崩土走，有住室随山移出二三里。灾区有的一间窑洞压死100多人；有的村庄300多口人在山崩时同葬一穴。死者陈尸百里，伤者遍地哀嚎，野狗群出吃人，灾民情景惨不忍睹。
　　1927年古浪地震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中国甘肃古浪（北纬37.6度，东经102.6度）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死亡4万余人。地震发生时，土地开裂，冒出发绿的黑水，硫磺毒气横溢，熏死饥民无数。古浪县城夷为平地。甘肃某天主教堂，一修女怀抱四名孤儿埋于屋瓦中，蒲登波罗克大主教称之“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1932年昌马地震
　　1932年12月25日10时4分27秒，中国甘肃昌马堡（北纬39.7度，东经97.0度）发生震级为7.6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0度，死亡7万人。地震发生时，有黄风白光在黄土墙头“扑来扑去”；山岩乱蹦冒出灰尘，中国著名古迹嘉峪关城楼被震坍一角；疏勒河南岸雪峰崩塌；千佛洞落石滚滚……余震频频，持续竟达半年。这次“稀有大震”，令各国科学家众说纷纭；昌马，这个地图上都找不见的地名，成为地震学者关注的中心。
　　1933年叠溪地震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中国四川茂县叠溪镇（北纬32.0度，东经103.7度）发生震级为7.5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叠溪镇被摧毁。震前该地异象迭出：犬哭羊嘶，蛇出鼠惊，乌鸦惨啼，母鸡司晨。地震发生时，地吐黄雾，城郭无存，有一个牧童竟然飞越了两重山岭。巨大山崩使岷江断流，壅坝成湖。1933年10月9日19时，地震湖崩溃，洪水倾湖溃出，霹雳震山，尘雾障天，造成下游严重水灾，仅灌县境内捞获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叠溪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水灾，共使2万多人死亡。
　　1950年察隅地震
　　1950年8月15日22时9分34秒，中国西藏察隅县（北纬28.5度，东经96.0度）发生震级为8.5级的强烈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2度，死亡近4000人。强震使世界各国的地震记录仪纷纷出格，美国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日本，而日本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美国。喜马拉雅山几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瞬间面目全非：雅鲁藏布江在山崩中被截成四段；整座村庄被抛到江对岸。几百名喇嘛和尼姑深埋寺院的瓦砾之下。一位在印度境内的英国茶叶种植园主说地震“听起来就像高速火车通过隧道”。成千上万惊恐的印度人喊着“老天爷发话啦，老天爷发话啦”逃奔旷野。
　　1966年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由两个大地震组成：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北纬37度21分，东经114度55分）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中国总理周恩来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1970年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北纬24.0度，东经102.7度）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当时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正紧锣密鼓筹备，强震猝然而至。地震发生时，极震区内，村寨房屋尽毁，地面或裂或陷。中国总理周恩来于除夕之夜召见青年地震预报工作者，号召“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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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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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6秒，中国辽宁省海城县（北纬40度39分，东经122度48分）发生震级为7.3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经济损失8.1亿元。由于此次地震被成功预测预报预防，使更为巨大和惨重的损失得以避免，它因此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
　　1976年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4点2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震中纬度39.4度，东经118.0度）发生震级为7.8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1公里，死亡24.2万人，重伤16万人，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为20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这次地震的预报过程极为复杂。海城地震发生后，京、津、唐地区是否还有大震的问题在地震界引起争论，一批地震工作者对这一地区的监视一直持续到唐山地震发生之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防震减灾效果。唐山地震是数十万蒙难者的巨大悲剧，也是地震工作者终生的创痛。
　　1988年澜沧、耿马地震
　　1988年11月6日21时3分、21时16分，中国云南省澜沧（北纬22.9度，东经100.1度）、耿马（北纬23度23分，东经99度36分）发生震级为7.6级（澜沧）、7.2级（耿马）的两次大地震。相距120公里的两次地震，时间仅相隔13分钟，两座县城被夷为平地，伤4105人，死亡743人，经济损失25.11亿元。由于本次地震和12年前的唐山地震一样发生在中国的“龙年”，又由于1988年中国灾祸频仍，使一些中国人加剧了对“龙年”的恐惧。但科学家们关心的是，这个地震是否标志着中国20世纪末一个新的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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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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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1906年4月18日晨5时13分，一次8.3级地震猛烈袭击了旧金山及周围地区。地震的肇因是美国西海岸“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旧金山市无数的房屋被震倒，城市生命线——水管、煤气管道被毁。地震后不久发生的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烧毁了520个街区的近3万栋楼房。旧金山市有700余人死亡，经济损失当时估计为5亿美元，其中70%由保险公司赔偿给投保人。这场地震使一些保险公司彻底破产。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写下著名的《旧金山毁灭了！》一文。
　　1908年意大利墨西拿大地震
　　1908年12月28日晨5时25分，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7.5级地震。地震时，城市房屋跳动旋转，地缝开合喷水，海峡峭壁坍塌入海。这个有千座石造金字塔的城市，在瞬间夷为平地。地震引起的海啸，洗劫了墨西拿海峡两岸的城市。这次地震中共有11万人蒙难，其中墨西拿市有8.3万人死亡。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发生7.9级地震。两座城市如同米箩作上下和水平的筛动，建筑物纷纷倒塌。时值正午，市民们家中尚未熄火的炉灶在剎那间被掀翻，无数木结构的房屋被引燃，一场无法控制的火灾在地震后发生。城市陷入火海，热气流引发狂风，120条火龙卷、烟龙卷冲天而起，将房屋、汽车、尸体吸到半空中。与此同时，海啸扑向海岸地区，扫荡船只、房屋。这次灾害造成14.3万人死亡，当时的经济损失为28亿美元，日本全国财富的5%化为灰烬。
　　1939年土耳其埃尔津詹大地震
　　1939年12月27日凌晨2时到5时，8级地震猛烈震撼土耳其，特别是埃尔津詹、锡瓦斯和萨姆松三省。埃尔津詹市除一座监狱外，所有的建筑物尽成废墟。地震造成5万人死亡，几十个城镇和80多个村庄被彻底毁灭。地震后，暴风雪又袭击灾区，加剧了灾难。
　　1960年智利大地震
　　1960年5月21日下午3时，智利发生8.3级地震。从这一天到5月30日，该国连续遭受数次地震袭击，地震期间，6座死火山重新喷发，3座新火山出现。5月21日的8.5级大地震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海啸，平均高达10米、最高25米的巨浪猛烈冲击智利沿岸，摧毁港口、码头、船舶、公路、仓库、住房。时速707公里的海啸波横贯太平洋，地震发生后14小时到达夏威夷时，波高仍达9米；22小时后到达17000公里外的日本列岛，波高8.1米，把日本的大渔轮都掀到了城镇大街上。这次地震，智利有1万人死亡或失踪，100多万人口的家园被摧毁，全国20%的工业企业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5.5亿美元。在地震中，智利发生了令人发指的用活人祭神事件——一名6岁的男孩被人杀害后取出心脏。罪犯被捕后，声称他们是在“祈求大地和海洋的安宁”。
　　1970年秘鲁钦博特大地震
　　1970年5月31日，秘鲁最大的渔港钦博特市发生7.6级地震。在地震中有6万多人死亡，10多万人受伤，100万人无家可归。钦博特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双重袭击，损失惨重。该市以东的容加依市，被地震引发的冰川泥石流埋没，全城2.3万人被活埋。
　　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
　　1985年9月19日晨7时19分，墨西哥西南太平洋海底发生8.1级地震，远离震中400公里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遭到严重破坏，700多幢楼房倒塌，8000多幢楼房受损，200多所学校夷为平地，繁华的华雷斯大街多处变为废墟。墨西哥城40%的地区断电，60%的地区停水达两周，与国内外的电信全部中断。这次地震，共有3.5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万人无家可归。远离震中却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原因，是因为该市主要部分建筑在一个涸湖上，地基松软，再加上过量采用地下水，使地层逐年沉陷，建筑物更加不稳。
　　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
　　1988年12月7日上午11时41分，当时的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6.9级地震，震中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列宁纳坎附近，烈度为10度，该市80%的建筑物被摧毁。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9万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卢布，超过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的损失。这次地震的特点是震级不高，但损失惨重。1989年，一个同样震级的地震发生在美国旧金山，仅死亡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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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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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
　　1990年6月21日0时30分，伊朗西北部的里海沿岸地区发生7.3级地震，震中在首部德黑兰西北200公里的吉兰省罗乌德巴尔镇，该镇在地震中完全毁灭。地震使5万人丧生，6万人受伤，50万人流离失所，9万幢房屋和4000栋商业大楼夷为平地，全部经济损失为80亿美元。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晨5时46分，日本神户市发生7.2级直下型地震，大阪市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次地震造成5400多人丧生，3.4万多人受伤，19万多幢房屋倒塌和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神户市两座人工岛沙土液化严重，几乎所有岸壁崩塌，滑向大海，连接神户市和人工岛的跨海大桥也损坏严重，使日本第二大港神户港顿失生机。由于电线短路和煤气泄漏，灾区震后发生500多处火灾，在火灾最严重的地方，烈火蔓延了10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