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资产规模最大的的银行——汇丰银行宣布启动削减成本计划，今年年内裁员可能多达1万人，占该行全球总员工数的4.2%。此举，引发了世界银行业的强烈关注。

根据8月份的财报显示，由于收入增加，汇丰2019年上半年税前利润同比增长15.8%至124亿美元(约合886亿元人民币)，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7.6%至293亿美元(约合2094亿人民币)。如此漂亮的财报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汇丰银行打起了“开人节流”的算盘?

艰难度日的欧洲银行

进入2019年，欧洲整个银行业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所有地区的投行业务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究其原因，是全球贸易摩擦不断的紧张局势导致潜在的税负成本上升，以及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迫使不少企业推迟并购(或扩张)的计划。

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银行银行业从交易、承销和贷款方面的咨询业务仅赚得562亿美元，同比下降10%。欧洲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同期收入下降了25%。

比如，两家全球知名的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和奥驰亚集团(Altria Group MO)，预期合并后市值高达到2000亿美元，因投资者反应冷淡，合并计划暂停。对于参与其中的欧、美银行来说，大买卖做不成了，对收入的影响可想而知。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被投资人孙正义逼得高管集体离职的WeWork公司吗?其母公司We Company推迟IPO导致银行损失了逾1亿美元。这只是IPO放缓对佣金收入造成冲击的缩影。从去年开始，上市科技公司的股价表现差强人意，“腰斩”成为常态，这也导致了今年不少公司的IPO之路尤为艰难，银行的收入大幅下降。

其实，汇丰与欧洲其它知名银行同是“沦落人”。三个月前，德意志银行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1.8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最大的比例将在投行部门。包括巴克莱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也有大幅裁员的计划，以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如果说以上是整个欧洲银行业的通病，那么，汇丰自己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无节操的“洗钱银行”

汇丰银行的“胆子大”在业内是有名的。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2004年认定，拉吉哈银行的多名高管为“基地”组织融资，而汇丰银行长期为拉吉哈银行提供大量美元并为“拉吉哈贸易”提供现金服务。汇丰银行的合规部门于2005年1月决定，切断与拉吉哈银行的业务往来，但遭到了汇丰中东分支机构的抵制。同年2月，汇丰银行美国分支全球外汇部门主管普莱泽在咨询是否可以与拉吉哈贸易展开外汇交易时，得到高层“交易照旧”的回复。

因汇丰银行的重要地位，美国也曾给过汇丰银行改过的机会，但汇丰银行却并不买账。

由汇丰出资的独立审计发现，汇丰在2001年至2007年间为25000笔涉及伊朗的有问题的支付提供了便利。报告称，在某些情况下，汇丰高管向伊朗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内容是如何规避美国监管机构的过滤机制。

2012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的《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中的脆弱点——汇丰案例》报告中指出，该行被指在2007年和2008年将70亿美元现金从墨西哥转往美国，尽管有多个警告信号显示，这些钱来自毒贩卡特尔。美国在收集了大量证据后，对汇丰银行高管进行传讯。

银行业的“插刀教”鼻祖

2013年，美国联邦法院最终裁定，作为惩戒，汇丰银行需缴纳约19亿美元(法院举证阶段，媒体报道为18亿美元)的罚金，并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媒体猜测，协议内容包含且不仅限于5年法院监管、协助美国监管机构反洗钱，还包括一些敏感信息的交换。这也成为后来汇丰示好美国政府、“插刀”华为的原因之一。

自从2008年以后，不只是汇丰，其它许多家银行巨头，都持续突破行业底线，节操逐渐丧失。原因是低息环境下，传统存贷业务逐渐式微，以及投资收益低下;这些都使得银行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今年5月，巴克莱、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等五家银行被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罚款12亿美元，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告密揭发有功，瑞银则逃脱了原本高达2.85亿欧元(约合22亿元)的处罚。

金融危机后，“求监管放过”、“转做污点证人”已成为银行之间相互“插刀”的底线，而汇丰却将自己的客户作为“插刀”的对象，这仿佛贯穿了该行154年历史。

汇丰银行第一次大手笔的“插刀”对象是胡雪岩。

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清政府末年有名的能臣，但其实二人在朝堂上并不对付。李鸿章为了打击左宗棠，把目光放在了左宗棠的财政来源——商人胡雪岩身上。恰好李鸿章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方面，左宗棠被突然爆发的中法战争拖住;另一方面，胡雪岩又在汇丰银行贷了款。

于是，李鸿章出手了：首先，利用政治影响力断了胡雪岩来自中国内部的财路;其次，再逼迫汇丰银行不再展期贷款向胡雪岩催贷。

最终，胡雪岩坐拥千万资产，但却因为一笔80万两的贷款而破产。要知道，当时的胡雪岩可是汇丰银行最大客户之一。

汇丰第二次大手笔“插刀”的对象是怡和洋行。

70年代的香港，华资财力单薄，怡和洋行只持有5%的九龙仓股票就控制了这家公司。随着香港地价上涨，华资房地产实力快速增强。李嘉诚对九龙仓的股票进行大肆收购，导致怡和洋行愈发紧张了，赶紧找到汇丰银行，请其劝说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的股票。收了怡和洋行的好处后，汇丰劝服了李嘉诚，李嘉诚就知难而退，把九龙仓的股票卖给了另一个富豪包玉刚。

正当怡和洋行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时，汇丰却一口气向包玉刚借了22亿港币，原本股权比例与怡和洋行大致相同的包玉刚，一鼓作气收购了九龙仓。

向客户“插刀”的美誉度欠佳，但100多年积累下的名声仍在。被外媒称为“汇丰创立以来的最大危机”，源自对自身定位的不清晰。

模糊的定位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外资银行。“汇丰”这个中文名字，还是出自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手笔。最初汇丰是靠着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发家的，贷款的利息收15%，其中5个点拿出来打赏各路皮条买办，10个点自己落腰包。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汇丰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其最大的借款人都是汇丰银行，可以说汇丰银行是依靠中国快速成长的。中国很多有钱人把贪污、搜刮所得巨款存入汇丰等银行，使其存款飞速增长。1865年汇丰银行存款为338万港元，1932年即达93163万港元，相当于中国当时146家本国银行全部存款总和的42.6%。

同时汇丰也以发行钞票的方式掠取中国财富。1894年发行额为997万港元，1937年就超过2亿港元，1949年4月港币发行额达到最高峰，总额为88095万港元，其中流入中国境内有6亿港元，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由于这些活动，汇丰银行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1865至1949年就达53728万港元。目前，汇丰仍是香港的发钞行之一，比例超过60%。

汇丰银行对自身的定位极其模糊。在利益面前，它当自己是一家中国银行，毕竟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占据其近八成份额;但从股东结构上看，它又当自己是一家欧洲银行。

这种“墙头草”的做法，在历史上带给了汇丰银行莫大的好处。比如，汇丰一边借钱给清政府，一边借钱给革命党;清政府倒台后，为了阻止孙中山统一中国，汇丰贷款给广州买办商团买武器。

正如老舍先生《茶馆》里那个神神叨叨的崔久峰说的“今天张大帅打李大帅，明天王大帅打孙大帅，谁让他们打的?”“洋人!”

可以说，“插刀”插的是大客户，那么，“墙头草”则带有明显的两头押注的意味。不过，在21世纪，这种做法往往没能让其两边讨好，反而两边吃力不讨好。比如，此前汇丰银行主动向美国泄密后，又主动跑过来装可怜称自己是被“胁迫”。

对于包括汇丰在内的欧洲银行来说，残酷的现实是，银行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再快于成本。没有任何一项新的业务能取代包括交易在内的传统营收。问题是，一家银行为了稳定自身而削减的开支越多，它失去的收入就越多——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卖身”的代价是，业务份额超过7成的中国市场势必萎缩，漂亮的财务报表不能掩盖未来的巨大风险。从8月的预计裁员5000人到现在的计划裁员1万人，显然，汇丰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