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想承认中国模式，就自己找个扶贫方法发诺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出炉，颁发给了三位研究扶贫的西方经济学家。

很多同学看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作为21世纪完成最多人口脱贫的国家，中国也会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平老师表示：

其实在之前很多次节目里，陈老师已经谈过不需要过高估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也谈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学者的偏见问题，所以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陈老师甚至认为，“在中国超过美国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会掉到中国经济学家头上的。”

但是，今年诺奖的颁发，其实反映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陈平老师称之为“空想资本主义的修正”。

怎么理解呢？

请看今天陈老师的视频！（没错，我们“关视频”终于又有视频啦！）

这些年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说受到了重大挑战，不但对外输出的理论坑了不少发展中国家，自己也屡屡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响起了质疑的声音。

而另一方面，中国这个不按西方经济学家剧本走的国家，竟然经济一路稳健上行，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其中“扶贫”就是一项非常耀眼的成就。

这咋办呢？这是不是说明了中国模式更好？——“不行，我们得做出点补救措施。”

于是，“随机控制实验”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专门用来对抗中国模式。

这些研究有没有效果？有效果。有没有参考价值？有参考价值。但能不能真的改变世界扶贫的现状？

不能。

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略了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财产制度，以为单纯靠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微观激励机制的调节，就能解决世界的扶贫问题——这套理论比之前西方迷信“看不见的手”要好一点，但好得也很有限，陈老师将其称之为“空想资本主义的修正版”。通俗点说呢，就是西方经济学的补丁。

所以陈老师也提醒我们，不要高估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不要把西方经济学的补丁当成新趋势拿来效仿。毕竟这个奖嘛，和智力扶贫奖也差不多了。

陈老师本期节目内容全文整理如下：

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剑客陈平。

今天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先评论一下刚刚公布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工作。第二，也讨论一个网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到底中国经济学家离这个诺贝尔奖有多远？

那么今年的诺贝尔奖，实际上奖给这个主流经济学里面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奖的这三个人，哈佛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叫克雷默，然后麻省理工学院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裔的学者，叫那个巴纳吉，还有一个是一个法国的数学家出身的女经济学家迪弗洛，这两个人后来结为夫妻了。

那么今年的诺奖的话，实际上授给了同一个类型的工作，从医学界里面借来的一个叫做随机控制实验，拿来研究这个扶贫的效果问题。

第一条，我就应该祝贺，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社会的压力之下也开始面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再说什么完美市场、有效 市场、“看不见的手”，给资本主义唱赞歌。现在这个大气氛改变了，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报喜了。

第二个报喜，你们就知道特朗普总统这次上台以后，激发了全球女性的抗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也成了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达国家的大问题。

所以今年奖给迪弗洛，他们就强调这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的经济学家，证明现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尽量地要摆脱给大家的印象，好像这个奖就是发给白人的，发给男性的，不发给女性的。

所以这两点来说的话都应该是可喜可贺的。

好，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评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他们三个人做了什么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工作，就是说这个用随机控制的实验来对比不同的扶贫方法。

但是请注意，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主流大学里研究的，你要知道研究扶贫是很费钱的，所以你要得到捐款赞助的话，私人赞助来研究扶贫，肯定是给资本主义补台，不是改革或者革命。所以他们研究的框架就是在现在国内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底下。

微观经济学讲什么呢？讲市场有效。这个如果市场有效的话，那这个贫困就应该不存在。那你现在出现贫困，你怎么去解决？

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法，我告诉大家，第一条在方法论上是小小地偏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假设。

均衡假设什么意思？整个社会是没有组织的，就是原子状的个人，就原子状的个人消费交换，所以供求关系，一边是需求一边有供应。这个自动平衡，社会就稳定，那现在你发现贫困就是社会不稳定，偏离平衡。

那问题是出在哪？如果保留微观经济学假设，前一轮普林斯顿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迪顿，就研究消费者的理论，看看穷人怎么消费的，是不是他的preference，就他的购买的偏好有什么问题，使得他导致的结果不能自动产生均衡。

这三个经济学家，实际上顺着同样的思路在走的，就是说贫困问题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只是什么？只是在偏离均衡的时候，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否恰到好处。

所以他首先是回答富国捐款的人，或者外国政府给提供外援的这个政府机构做政策设计。

那么克雷默他是研究什么？重点研究这个医疗和农业问题。

比如说现在大伙都承认，医疗这个问题对扶贫很重要。但是有的人就发现，这个生了病以后去治其实帮助不大，你还不如在这个预防问题上，比如说给穷人普遍的实行防预育苗的注射，让他不得病，要效果来得好。那么克雷默他们的研究就发现，预防可能比治疗还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非洲很多地方饥饿，那你饥饿的话，到底给那个贫困地区援助食物给什么？那么有一项研究就是说，粮食其实还不重要。什么重要？这个粮食里面的某些营养成分，比如说是不是含铁，还是它含哪些矿物质对这个健康影响更大。

这些研究有没有效果？应该说有效果。对中国有没有参考价值？有参考价值。但是问题就来了，单靠这样的研究，能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评论的能改变世界扶贫的现状，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就是个人选择，就是消费交换，生产其实都没有真正讲的。产权就这套。他们回避什么？回避是国家政府的作用。

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扶贫实验室能够得到私人赞助？因为他研究对象选的是印度和肯尼亚。为什么选印度肯尼亚？我只能猜，凭直觉非常简单，第一条就是对抗中国模式。

因为印度和肯尼亚都是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而我现在发现全世界贫困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凡是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都远远小于从来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

而且最近美国一个总统大选的民主党竞选人指出来，黑人的贫困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北方将领违约，在南北战争打赢以后不给解放的黑奴许诺要给他们的每人40英亩的土地，和加上一头驴。

这个量其实比给白人移民要少得多了，连这个也不给才会有今天黑人的持续贫困。所以空讲产权，空讲激励机制，然后空讲私有化的好处，但是不讲起点是要进行普遍的土地改革和某种程度的均田地，想要摆脱贫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选择印度和肯尼亚的一个前提，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实行西方推荐的所谓议会民主制。有议会民主制，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政府彻底改变农村的这个现状。

所以他们测验、测量的药方，全是在这一些小政府，严格来说是无能政府的这个前提之下，得到的有限的一些西方的援助或者政府的补贴，想要改变贫困的现状，效果怎么样。

现在西方经济学做了实验经济学研究，不讲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这个财产制度，就以为可以靠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微观激励机制的调节，能解决世界的扶贫问题。我把这个也归至于我评论的空想资本主义的修正版，它比（迷信）“看不见的手”进步了一点，但是这个进步是微调，是偏离均衡一点点，远离均衡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

微观经济学在框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波动是微观基础造成的，是根本就是错误的。经济学应该是三个结构的框架，什么三个结构？微观、中观和宏观。所以微观层次的个人，包括农民也好，包括企业家也好，不是在真空里面产生和壮大的，是在中层的、中观的影响底下长大的。

这中观对他们影响最重要的就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金融，一个就是什么？基础设施的建设。恰恰是中国在金融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采取了和西方反其道而行之的方针，才会有中国微观里面激发出来，乡镇企业家的积极性，才会激发起来国企改革的积极性。

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远远超过东欧也超过拉美，现在来看也超过美国自己，你说美国人会接受吗？

然后我来给大家分析，什么叫随机控制实验？

随机控制实验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就知道，这是西医的思路，和中医的思路是完全对立的。

他就假设，你们要知道西方科学是信一神论的人，犹太教基督教，然后相信普世价值的人。所以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的真理必须是普遍适用的。普遍适用什么意思？就要去掉任何特殊性的因素。

比如说各个国家、各个人，它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个性不同，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把它去掉。数学上采用的办法，就是我随机抽样，假设我整个人口，譬如说美国的人口或者印度的人口，或者肯尼亚的人口，最最少吧，比如说这个社区的人口，是处于均衡状态，所以服从一个统计的正态分布，也叫高斯分布。

什么意思？差距是不大的，平均值是有意义的。这个非常富的人和非常穷的人都是非常少，然后才可以测量它的均值和方差。你们明白了吗？

所以现在我们国内一天到晚在宣传的什么人均GDP、什么基尼系数，还有现在搞的这个随机控制抽样，都是假设世界是大同的，然后贫富差距不大，然后满足均衡条件，然后就可以达到西方所谓的和谐社会，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空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的语言叫做一般均衡。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根据这个基础才会设计随机控制实验。

为什么？如果你在样本随机抽样的话，它们所谓的特殊的因素就互相对冲掉。我告诉大家一个因素就不能对冲，什么因素？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一个原子状态，是有组织的生命有机体。

生命有机体什么意思？一定是有生老病死。那你出生婴儿的时候，能够说不要这个爸妈妈照顾吗？不要政府帮助吗？你年老衰亡的时候，能够不要孩子们支持，也不要政府救助，当然就不可能。然后你青春期发展的时候，你肯定有叛逆心态，你和这个成年期的稳健的心态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测量的贫困的实验，就没有考虑最简单的我讲的生命周期，你只要考虑生命周期的效应。

同样你说我扶持这个农民企业家要扶持多少？如果你不区分它的发展阶段，是它在初创时期，还是在起飞阶段，还是成熟阶段，你都采取一样的政策，都否认有产业政策的存在的必要性；你这个随机控制的效果，做出来结果一定是否定对初创时期农村企业最关键的政府的投入，或者银行的信贷的作用。

它最后只是在贫困线附近小小的摆动，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的大规模的乡镇企业，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乡镇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甚至收购西方的跨国企业，怎么可能？大伙明白了吧。

所以在我恭喜这三位诺奖经济学家的工作引起世界注意之外，我也要提醒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民众，不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抱过高的期望。

为什么？在中国超过美国之前，在西方对等的承认中国发展的道路有它独特的优越性，而且是超过西方“看不见的手”的英美模式的这个社会共识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会掉到中国经济学家头上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被西方称为西德的奇迹的艾哈德一夜之间废除掉价格管制的，也并没有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中国有朋友善意的猜测，说是不是扶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奖给中国政府官员，我认为没有可能。

第三条现在有没有可能奖给对中国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我只能说可能极小。为什么？在我所知道的对扶贫有贡献的，应该是我的同事北大的林毅夫。他是最关键时候，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给温家宝总理提建议，应该把经济刺激政策投到农业上去。

所以中国在农业投入里面采取了非常大的力度，不但是废除了农业税，而且加大对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这个投资的力度，不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能够做的。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也绝对不是一些富人捐点小钱就能大规模的改变农村的基础设施。

所以在这点上，你如果要得到经济学家的承认，是很难的。为什么？他们宁愿奖给维持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现状的修正主义的折衷主义的小小的改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