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制度反腐败”的葫芦里隐藏的惊天秘密

 针对最近风起云涌的网络反复浪潮，一贯以反腐斗士自居的精英不但不高兴，反而开始担忧反腐会成为群众运动，又开始嘟嘟囔囔，又开始传销“反腐靠制度”的大补丸了。

精英怕群众、怕运动，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凡是打黑，让群众参与，成效明显，让群众满意，精英们就开始指责这是在搞运动，搞运动就是要搞文革，搞运动就是违反了程序正义。这次群众自发的参与网络反腐，精英们又担忧运动反腐了。看来，一看到群众参与，他们就想起运动，一想到运动，他们就想起文革，这条逻辑已经牢固植入精英的大脑了。

表面的“为民”作秀掩盖不了精英们恐惧人民的内心。精英怕群众的这个病根还是在于他们很清楚自己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代表群众的利益当然不用怕群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毛主席从来不怕群众，因为他一生都是在群众谋福利，所以主席一生都相信群众而且依靠群众。怕群众的人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站在了群众对立面，这就跟小偷怕警察是一个道理。我们多次分析过，精英的民主在实质上是排斥人民的，他们的民主制度设计是用来限制人民参与民主的。这个和当年美国宪法之父们制定美国宪法时，把限制“多数人的暴政”视为宪法主要原则并体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设计中。在精英眼里，如果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控制了政治权力，就必然会对少数富人的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凡是多数人侵害了少数富人的财产安全，都被精英们视为“多数人的暴政”。所以，精英们那么敌视人民民主，那么恐惧大众民主，原因就是因为人民的民主和精英的民主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群众参与，就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意所在，就会加速群众的觉醒，就会增强群众的凝聚力，就会让精英们担忧害怕恐惧。觉醒起来的、有凝聚力和行动能力的群众，足以摧毁一切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会严重威胁权贵精英们的既得利益。精英怕群众，怕运动，病因就在此。

精英们恐惧群众反腐败，担忧反腐败成运动，是因为他们感觉群众参与反腐，正在脱离他们希望的轨道，这暴露了精英的反腐是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反腐秀，是在“秀”反腐而非真反腐。这跟精英们反对发动群众打黑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从内心是反对打黑反对反腐的。因为黑社会的利益链条里包括这些精英们的利益环节，腐败的利益链条里也同样是包括了这些精英们的利益。比如，法律精英们首先喜欢为有钱人提供法律服务。有钱人的很大一部分的财富都是从“黑”和“腐”当中来的。没有原罪的大资本有多少？看看有多少富豪们在移民跑路，看看有多少富豪在反对追究资本原罪就知道了。其中，国企私有化的实质就是化公为私，堪称最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在最短时间内造就了最瞠目结舌的两极分化。你看哪个精英反对了？又有哪个精英不在积极的鼓动继续推进私有化？所以这些民主自由不离口的精英们，他们的利益就附着在腐败的利益链上。看看精英们是怎么为腐败辩护的，你就明白他们和腐败的真实关系：“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他们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

   精英鼓吹制度反腐，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是想用制度反腐来限制群众参与反腐，把群众排斥在反腐行动之外，控制腐败定义权和反腐败的规模和进度，从而把反腐败的权力垄断在官僚精英手里。对精英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都觉悟了，精英们就无法高人一等忽悠他们心中的“屁民”了，这不但会让精英找不到自信，反而会显示出精英自己的智商存在着严重硬伤。微博上，没有被“打脸”、“扒皮”的公知比熊猫数量的零头还少。这非常不利于他们要给群众开启“民智”的大业完成，反而让群众发现这些精英才是需要进行良知唤醒和常识启蒙的人。

第二个考虑，是想用制度反腐来反体制。精英们所谓的制度反腐，就是主张引进植入西方的那套制度就能够实现反腐败了。精英们的利益附着在腐败链条上还把反腐败的调门调节到最高，这样的反腐堪称表演。政客表演也是西方民主秀的精髓。西方政客要想成功必须先过表演关，不会演戏的政客是没法在舞台竞争中胜出的。同理，急欲移植西方制度的中国精英们，也要先在表演上过关，不会表演的精英进不了美国钦定的公知名单。精英们表演反腐，首先是针对体制，把一切腐败原因都归因于体制，把脏水都泼给体制，把一切愤怒都引向体制，多年来精英们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用反腐败来反体制，这个手段在苏联用过，结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搞垮了，结果苏联积累七十年的财富在短短几年的私有化进程中被洗劫大半，成就了少数金融寡头的富可敌国，这个最大的腐败运动精英们却从来都是在不断歌颂的。他们企图用反腐败把自己打扮成意见领袖，想做中国的叶利钦、雅科夫列夫。

精英们的制度反腐能够遏制腐败吗？答案是不。

反腐败离不开制度的完善，但是任何制度都是有漏洞的，任何制度都有人来制定人来执行的。任何参与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有价值取向的，只要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和群众的参与，任何看起来完善的制度都会走样，任何标榜正义的制度都可能成为实现不正义的遮羞布。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世界上也没有包治百病的制度。特别是当制度解释权和制度制定权执行权控制在那些表演反腐实际是腐败的既得利益者的精英的手里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成为纵容和包庇腐败的保护伞。

菲律宾采用了几乎和美国完全一样的政治体制，结果腐败排名长期在亚洲排名前列；印尼也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体制，腐败多次排名亚洲第一；泰国也是采取了西方政治体制，结果腐败排名多次高居亚洲第二；台湾被民主精英们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结果腐败程度一度排名亚洲第八，现在虽然有马英九的个人作秀暂时掩盖了台湾的腐败严重程度，但是黑金政治至今都很猖獗；俄罗斯同样采用了西方政治体制，结果现在的腐败已经全面失控，比前苏联时期不知道严重了几百倍。事实上，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几乎都是向西方制度学习、植入西方制度的国家。我们的腐败也是在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加重的。

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就是纵容腐败、鼓励权钱交易的制度，否则，为什么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者，有那么多有资本原罪的人，都在积极的传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呢？因为这个制度能够让他们的腐败成果合法化，能够让他们免于和珅最终被人民清算的结局。为什么这些通过腐败发财和附着在腐败利益上的人都在反现行宪法规定的体制呢？因为这个体制阻碍了他们腐败成果的合法化，是因为这个体制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抢劫老百姓的自由。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腐败兼容，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腐败无法兼容。这就是资本主义内部不会出现修正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内部容易出现修正主义者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腐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腐败，社会主义的腐败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不彻底导致的腐败。这就是精英们反对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

精英们的制度反腐，自然是由精英们来制定制度；精英们的法治反腐，自然是由精英来制定法律和控制法律的实施。精英的唯制度至上，就是为了排斥群众的作用。

一旦精英们用所谓的制度反腐和所谓的法治反腐来垄断了反腐权力，那么反腐就成为他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他们会用反腐权力打击一切不服从他们利益的人，挟反腐大权以号令天下。他们会利用腐败定义权，把一切妨碍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腐败行为合法化，比如把国企私有化全面合法化，比如学美国那样把权钱交易合法的嫁接到选举制度中。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腐败轻微，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把很多腐败行为都给予了合法的身份了。美国甚至能够把货币发行权都合法的私有给了资本家族，你说一旦你有权力印钞了，还在乎那点红包吗？美国才是当今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腐败技术遥遥领先的国家。腐败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腐败合法化。

一旦精英们用所谓的制度反腐来反体制取得成功，他们-一定会把美国那套腐败合法化的技术活学活用到中国。他们对付卖淫的的办法就是把卖淫合法化，他们对付腐败的办法也一定是把腐败合法化。他们不是已经在推销“把国企一下子合法的腐败给少数人”的私有化药方来消除国企腐败吗？都私有化给个人了，国企腐败自然就没有了。同样，他们也会把这个办法推广向其他领域，在整个社会领域内把很多腐败行为合法化，精英们就可以宣布制度反腐败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自古腐败行为成为顽疾，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反腐都是把群众排斥在外。没有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反腐成了官员反官员腐败的游戏，最终结果甚至变成了腐败分子反腐败。用体制内的分权和制衡手段，永远走不出腐败周期律。因为腐败不管是采取哪种形式，最终都是在把共同的财富据为己有，而这个共同财富的所有人实际就是老百姓，所有的腐败最终都是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作为财富的主人不能参与反腐败，所以永远就翻不了腐败。毛主席用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反腐败，结果腐败基本得到遏制，几十年的时间内，腐败都非常轻微，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腐败的国家。毛主席就是用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找到了解决腐败问题的钥匙，找到了避免周期律的办法。

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主人，一切腐败都是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人民群众有权参与反腐、有权监督反腐。谁反对群众参与反腐败，谁就不是真的反腐败。这可以作为一个辨别真假反腐败的标准，精英们在这个标准的照妖镜下会显露原形，他们的制度反腐败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