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若干思想及其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在世界金融领域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内，“索罗斯现象”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了；“索罗斯现象”（世界头号金融杀手现象？）、索罗斯思想、索罗斯理论及其操作方法等，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思索。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也是极其深刻的。首先，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其一举一动都牵动整个经济、人心。正是这种背景下，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长期不可思议的成功运作（投机？）和影响，是受到注目的直接原因。其次，索罗斯还是一个有着较高哲学功底和深刻思想的理论家，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用一种有着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并结合自己气质和志趣的方式，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独特（极具争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更广泛地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最后，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二十纪末全球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近年来的全球剧烈的金融动荡也许正是这种深刻性的直接反映；但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还是象有些人说的，是索罗斯挑起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越来越引起全球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我认为，无论对索罗斯个人行为功过评价的各种观点如何不同，“索罗斯现象”本身所引起的种种新的认识、变化和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避免对索罗斯行为功过的价值评价，而尽量平静而客观地对索罗斯的哲学基础、思想的形成、经济金融思想，及其思维、研究和实际操作方法等方面，谈谈作者的初步认识及其若干思考。

一、索罗斯的哲学思想架构及其演变

1、索罗斯思想的哲学来源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作者深深感到，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成功运作和影响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或独特特征，是其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及其自我领悟的思想理念。因此，要真正认识索罗斯思想，必须首先了解其哲学基础及其自我形成的世界观。索罗斯明确表示，他的思想形成主要是受到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开放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他说“我受到波普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受他《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著作的影响，他的科学哲学对我的影响更大。”卡尔·波普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而跻身于国际学术界的,他的其它重要著作有《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这些著作大都有中译本)。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亦即所谓“证伪主义”，曾在四、五十年代十分盛行，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本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界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鉴于本文内容重点和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全面介绍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但必须指出的是，深入学习和了解波普的思想，可能是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索罗斯思想的关键和难点。根据作者初步认识，也为本文进一步展开的需要，下面只是十分简要地概括一下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轮廓。

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一般称之为“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的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研究科学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其静态结构；第二，彻底反对归纳法，认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不是观察（事实或语言）而是问题（猜想或假说）；第三，科学思考最基本的概念单位只能是暂时接受的科学假说；第四，我们是通过猜想与反驳的程序来获得科学理论的，即大胆的猜想、严格地检验和批判；第五，从来就没有稳固的知识基础，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暂时性的知识基础；第六，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应以“可证伪性”为分界原则，来分辨科学与非科学；第七，肯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并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科学是来自形而上学。

即使从上面简要地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新颖性、鲜明性和彻底性；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证伪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演变中的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科学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巧合的是索罗斯1949年进入了波普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很快就被其思想吸引，并开始对有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较长时期的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构架、语言体系和实际应用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下面有关索罗斯思想的介绍中，并看不到严格意义上哲学论证和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只能从波普等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寻找；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波普的科学哲学也许是深入了解和理解索罗斯思想的哲学基础。

2、索罗斯的“彻底可错性”思想

所谓“可错性”观念是索罗斯思想的核心。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波普“可证伪性”思想一个形象而具体的、“索罗斯式”的说法。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对于其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与身具来就是不完整的，亦即人们思维与客观实在之间永远存在着扭曲，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掌握了终极真理。对于“可错性”观念的重要性，他说“可错性不仅是我世界观的基石，也是我所作所为的基石。”下面我们通过索罗斯对有关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来理解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及意义。

索罗斯认为，如果承认客观实在与我们对实在的认识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扭曲），那么对这种差距及影响的认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观念表明，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绝对把思维和实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来说尤其如此。进而应该认识到，人们的思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总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反映了思考活动所要寻求理解的实在；而另一方面，思考的结果也会或多或少成为实在本身的组成成分。因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绝对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索罗斯认为，其“可错性”观念直接来源于波普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演变成他的“彻底可错性”观念。他认为他的“彻底可错性”思想可明确表述为：“所有人类心灵的建构，不论建构局限在我们思维深处或表现为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都是有缺陷的。”这里的“有缺陷”不是可能“可错”，而是肯定“可错”。他还认为，“彻底可错性”观念也许听起来很消极、悲观，原因是我们都怀有幻想，渴求完美、永恒、终极真理。事实上，我们无法获得完美和不朽，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他相信，实际上“彻底可错性”观念有非常积极和启示的一面，它打开了我们批判理性思维的大门，隐喻了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有无限的空间，我们的思维或社会有无限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则体会到“可错性观念鼓励我寻找每一个情境的缺陷，然后在找到缺陷之后从中受益。”下面我们将看到，“彻底可错性”思想实际上已成为索罗斯的基本信念，并由此形成其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及实际行为方式。

3、索罗斯的“反射”思想

在“彻底可错性”观念的指引下，索罗斯十分重视社会现象中,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关联双向性的重要意义，亦即人们对社会事务思考作用（或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二重性。他仔细分析到：一方面，参入者思考的目的是寻求对他们所参入情景的理解，总希望找到和事实（实在）完全相符的一幅图象，这可称之为消极的或认知的功能。另一方面，参入者的思考又同时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即根据他们的意愿在重塑着事实（实在），这可称之为积极的或参入的功能。因此，他提出，假如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作用，就称此情境为“反射”。“反射”概念是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其“可错性”思想的具体延伸。

理解“反射”思想的含义及重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根据“可错性”观念，人们的认知功能天生就是不完整的，并且这种扭曲的认知必然参入到人的行为中，而人们行为的结果又形成了社会事实（实在）。反射思想认为，认知功能与参入功能之间有一个重叠地带，这种重叠地带的某种情形中，两种功能可能相互干扰。一旦这种干扰形成，我们对情境的理解就会明显扭曲，或者说人们所理解的实在或事实本身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人为的偏颇，实际情境的演变就会变得不确定了。因此，反射产生的根源是“可错性”，反射的结果则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反射”思想的意义还在于肯定“不确定性”事件的重要性。反射本质上是由于人们认识“可错性”引起的；如果人的认识不存在“可错性”，反射概念也就失去意义了。一般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千差万别，而社会（综合）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又是个人层次反射的综合结果，最终归结为人们心理预期的综合，异常复杂而不确定。索罗斯认为，反射是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因。

再次，反射的实际意义还指出，我们的思维主动影响到我们参入的事件或思考的对象；同时又由于我们对实在的理解与实在之间总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影响各种社会历史事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反射的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使过程变得具有真正历史性的正是反射。”当然，并不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反射的，应该把日常事情与历史事件分开。在日常事情中，引起反射的两种功能中，往往只有一种功能发挥作用，由此反射消失，使得有关的情境能够维持现状，使得问题的研究变得相对简单。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的应是历史事件，而不是日常事情，这也正是反射重要意义所在。

最后，有时时间的流失能够在思维和实在之间起点绝缘作用，似乎可以把认知功能和参入功能分开，这时反射思想可以被视为是认识思维和思维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捷径，原因是这揭示了反射作为一种真实现象的重要意义。但应注意的是，在塑造参入者的自我形象、价值观和预期心理方面，反射的效力比起其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效力来，则是更普遍、更迅速的，这表明人们价值观和预期心理中特有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来自主观的影响，实际上表明反射现象无处不在。

4、索罗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及其真理观

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确定性的关系，确定性完全成了判断科学和真理标准的特征。在哲学意义上，这一思想则表现为：只有能够判断为真或假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真或不假（不确定）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索罗斯依据其“可错性”和反射思想，完全反对这一观点。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确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的确对事实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确定性成果。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也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确定性也存在一定的界限，一旦越过此界限，观察本身则无法和观察对象分开，结论也就变得不确定了。例如较早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继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后来的混沌理论等，都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不确定性现象的客观性和重要性。例如混沌理论所主张的，宇宙中所有事件都是独特而不可逆转的“宇宙不确定论”的观点，给人们带来了更新的观念，使得不确定性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认识。

从实际意义上讲，认识社会现象中的不确定性更为普遍和重要。索罗斯指出，不确定性现象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新现象，本来就根植于常理之中。而“人类事务的有些方面仍未有正确的解释，但原因不是因为反射观念才刚刚被发现，而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竟刻意把这一概念隐瞒起来。”针对不确定性重要意义，他还明确指出，“真实价值不确定的陈述不但不是没有意义，而且还比真实价值可以确定的陈述重要。后者构成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真面目。但前者表达了我们与身具来的不完美的理解，却可以帮助我们形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当然，不确定性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真理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对真理的否定。

索罗斯还认为，传统的真理体系只是强调陈述的真或假两类范畴，但对于一个包含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参入的世界来说，这个体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另一类真理范畴，这就是真实价值要视其影响而定的不确定性陈述或反射陈述。他称之为第三类真理，并认为反射现象构成真理概念的重要意义是：事实未必构成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看法认为，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判断真假的依据。但如果了解反射意义上的真理观，则可认识到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即可以是提出真确的陈述（相对的）；但也可以通过陈述去影响事实（绝对的）。换言之，是否与事实相符并不能保证陈述的绝对真实，对于社会现象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所有有关价值的陈述性质都是反射的。他强调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来思考社会现象，但如果承认反射或不确定现象的真理性，则应修正我们思考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方式。

二、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及其经济思想

1、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

索罗斯思考问题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在对“彻底可错性”信念深刻自我的领悟中，他的科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在较深层次上与波普的科学观产生了根本的分歧，这正是索罗斯思想新颖和独特的方面。他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赞成波普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

索罗斯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自然现象世界中，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是直接相连的；或者说，这里的事实是独立于科学研究陈述之外的。换言之，自然科学中事实的客观性虽说不是绝对的，相对社会事件来说,其客观性却是十分显著的。也正是这一重要特征，使得自然现象本身既能作为科学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又能作为衡量研究结果对错及有效性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界限内，这一基本特征正是自然科学进行确定性研究，并取得大量确定性知识的基本前提。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在社会现象世界中，由于其过程参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与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不能明确分离开来，即人不可能独立或脱离自身来观察自己。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如若以一社会事实为起点，事实经过人们的思考产生认识或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形成下一个事实。这里一个事实并不直接连接下一个事实，而是明显参透了人的观察或思考，事实本身已不是客观的，亦即事实与人的思考是相互影响的，这时主客体是合二为一难以明确分离的。因此，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现象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例如人们在理论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总是有限的）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地理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可能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社会现象中显著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心理等复杂因素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都远甚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能象自然现象那样进行重复实验，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也是一种具有反射潜能的现象。科学家可能以观察者和参入者的身份与其观测的对象发生关系，而相对来说，自然科学方法的特点是，这种反射的两种功能并不相互干扰。我们说自然科学研究中，事实和陈述之间的分界相对是清晰明确的；是表明这样意思：不管有关大自然的各种理论假说如何不同，大自然仍独有其运行的方式，科学家的思想和科学活动对之无法改变。例如，无论科学家本人的科研动机（如崇高理想、财富或地位等）如何，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通过客观事实的检验！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其科学活动本身的反射功能是不可避免的。简单说，其一是研究对象的非独立性或客观性（上面已谈到）。其二是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亦即社会科学中的反射性隐含了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也意味着参入者和科学家都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影响人类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事实本身，这样判断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消失了。因此，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完全去模仿自然科学是错误的，也是难以成功的。而另一方面，它还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因为它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权威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相当冲击。换言之，在反射的作用下，社会科学可以无效但却有用。虽然炼金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却可能变成成功的炼金术。

总之，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必须承认人类的许多行为并不受所谓无时间限制的自然法则所控制，必须防止自然科学方法的泛用。当然，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限制，并不表示我们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表明在认识反射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应有勇气探索新的研究方式。

2、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

从知识层面上说，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这里是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掌握并不具有相当的水平；他在大学虽说学的是经济专业的，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方面。另外他说他当时就已感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基本假设存在严重问题，而失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他也承认自己对于西方经济学及其大量新的发展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下面简称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所谓实证方法论）方面；其批判性质是根本性的、深刻性的；而不是具体的、内容性的。这种认识和批判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深思。

首先，索罗斯认为，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并且从形式上看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学最核心、根本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应把经济学当作象自然科学那样学科来研究；并期望找到经济普遍有效的法则，解释并能预测经济行为。作为经济学中最核心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反映。“均衡”一词完全来自于牛顿的物理学，两者含义十分相似。经济学上的“均衡”更象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信念体系产物或理念，并由于其物理学背景取得了先入为主的经济学地位。例如，“均衡”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唯一源驱动力或最终结果；它是一切经济价值的唯一价值中枢；它是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一般规则等。索罗斯还认为，现实中均衡既不存在也是不可检验的，均衡可能更象是市场参入者对着的一个不断移动目标调整的状态，它并不是唯一的、确定的，因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他也承认，对于日常（或常规）情况下的大量经济事件，由于此时认知功能不变，亦即在生活经验的常规作用下，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可能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但对于具有重要意义或反射意义的经济历史事件，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了。索罗斯认为其原因是，均衡式的分析关心的只是所谓其静态结果，而不是实际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经济学关心的是确定性而非不确定性。因而他指出“我认为经济学是很高明的理论构思，我质疑的是经济学用在实际世界的可行性。”“如果现象不遵从超越时间的限制、普遍正确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怎么能用来产生预测和解释呢。”因此可以说，经济学追求或得到的也许只是自然科学的信念，而失去或放弃的则是其理论的真实性或实践性。

其次，索罗斯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经济学追求科学信念的直接产物，是其方法论带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经济学方法论又称之为实证方法论，其基本过程可简单地表述为：先作出假说或一组假设，然后进行逻辑（数学）推导和得到确定性结论，再进行有关统计检验。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假说演绎法”，其基本模式的简洁形式可看成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初始条件、一般通则、最终条件。这三个部分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初始条件与一般通则结合产生预测，一般通则与最终条件结合产生解释，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实验方法。其中的关键是要使科学实验可行或有效，即“一般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索罗斯认为，由于社会事件中，反射现象改变了参入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受时间限制的通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即不可能存在能重复同一社会现象的实验。这样，这个精美科学方法模式的可靠性就完全破坏了。

当然，经济学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社会现象这类性质的复杂性，只是他们更相信传统宇宙决定论的世界观，相信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权威。因此，经济学在确定和应用其实证方法论时，必须作出某些重要的预先假设，这些重要假设的基本特征或作用可概括为：（1）注重静态忽略动态；（2）强调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3）承认理性否认非理性。针对这类假设的作用，索罗斯深刻地指出“经济理论能够模仿物理学的唯一方法，是从经济主题中消除反射性质，……经济学既不关心手段，也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手段和目的必须视为已知的事实，这是方法论上的设计，目的在于连研究反射互动的可能性都要排除掉。”经济学中有关这类重要假设是我们熟知的：如强调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假设经济学研究能避免有关价值判断）；均衡存在性的有关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数目充分大假设等；有关理性经济人、理性预期假设；需求定律假设；供求曲线独立决定价格假设等。这些假设对于实证方法论的重要性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看出它们在排除反射性质方面的明显作用。

3、索罗斯的经济思想

索罗斯不信任社会科学的科学意义，并特别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给予了根本性的批判；同时，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事务的反射性质、不确定性、不可逆性或历史性。这种认识的确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信念的改变，即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随之而来，则是用“不确定性”或非科学的分析架构替代科学或“确定性”的方法论。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初步认识这种思想具体内容。

首先，考虑索罗斯所谓“可错性”信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事件可分为两类事件：一是所谓“常规事件”或日常普通事件，二是所谓“历史事件”。常规事件的特征是，其参入功能和认知功能都不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或影响；这也正是均衡分析能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对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常规事件的特征也相对突出，这时均衡分析容易不自觉地被采用或看起来相对有效.但这种均衡分析及其有效性的实际意义几乎没有，因为常规经济现象的分析结论，要么是那些已成为人们的“经验或习惯”，要么是因制度限制下的规则行为，而变得习以为常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罗斯认为均衡分析脱离或改变了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理论上是“科学化”了，但却变得无实际意义了。他认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和经济学应关注的主题，应是所谓“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特征是反射性的，即其两种功能会同时相互作用；要认识它则必须具有“可错性”的信念基础，并把它当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错性”观念和反射思想表明，关注或研究“历史事件”意味着，否定经济运行中“均衡”的唯一性分析，亦即否定确定性分析或逻辑性分析；还意味着应关注经济的动态分析，特别是经济波动转折点的分析；并同时认识到或承认，“历史事件”分析和预测的不确定性或可错性、方法的非科学性。

其次，考虑索罗斯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论的新特点。索罗斯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那么他是如何来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呢？索罗斯根据其反射思想，构造出了其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他把社会经济状态分为三种类型：近似均衡、静态不均衡、动态不均衡。

（1）近似均衡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参入功能之间的反射作用，表现出使思维和实在不至于分离太远的状态。这时人们能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并能根据主流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基础，同时有一重要的过程运作其中，使得人们的偏见得以矫正。虽然完善的知识依旧无可企及，但存在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索罗斯认为，这种状态是现代西方世界之开放社会一种特质，并与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可看成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常规”状态，人们一般在自己的经验中非常熟悉它。近似均衡状态虽然波澜不断，仍属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可与经济的“均衡”状态对应，但它们本质上的含义和理解是不同的（均衡状态唯一和不唯一性，或者规律性和非规律性）。

（2）静态不均衡是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封闭环境（封闭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参入者的思考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将越变越大。这是因为一个封闭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已并入其体制中运作，而偏见不会依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自我调节。这种体制试图把实在镶进其概念框架之中，即使情况无法改善也难以放弃。在教条盛行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僵化，又由于缺乏矫正机制，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预期。当然，思维与实在的远离不可能无限下去，一旦矫枉过正，其冲击力将是毁灭性的，或者说经济波动将是十分剧烈可怕的。静态不均衡可以看成那些经济波动巨大波幅震荡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3）动态不均衡是另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开放环境（开放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开始人们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差距变得含混不清，反射功能逐渐趋强，实际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参入者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在人们价值观变化与事件之间的演变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事件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以至于参入者的理解力跟不上而使情况的状态失控，最终演变为所谓“盛衰过程”。动态不均衡可以看成一般市场经济下，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索罗斯指出，这三种状态可以作为实际经济分析基本框架，同时又必须认识到，它们实际中都是不稳定的，可以相互转化，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三种状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判断。他还把这三种状态与水的自然三种状态相比较：即液态、固态和气态。当然，水的三态分隔线可简单地用温度的高低来判断；而对于经济“历史事件”的三态来说，其分隔线的判断就比较难以精确和量化了。他认为，一般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分为“根本原则”和“权宜之计”两大类）的认同及其变化，来作出分隔线判断的粗线条。但真正的判断过程可能是理念、分析和直觉等复杂综合判断的过程。这里不便作详细论述。

最后，来看一看索罗斯做具体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和对其方法的自我评价。虽然索罗斯反对在经济分析中直接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所谓确定性方法；但在分析框架方面，完全赞同波普的科学方法思想；即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利用的演绎法框架或思路而非全部。他说“我是对特定事件的过程有兴趣，……，真正重要的是特定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原理在历史过程中甚至更适用，我不能就历史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只能形成若干假设性的情境，然后可以拿实际的事件过程和假设过程比较，这种假设没有科学上的正确性，但有相当的实用性，能够为现实中的决定提供基础。我不能根据普遍正确的通则预测事件的过程，但是可以设计出一种一般的架构，协助我根据经验预测和调整我的期望。”我们应注意这种演绎架构与科学演绎法的异同，即方法框架相同而内容不同。具体表现为，首先，这里的初始条件是若干假设性的情境，是不严格和确定的，是不可量化的，而只是某种或几种不确定的状态。其次，这里没有一般通则，无须也不能进行严格推理；而是通过理念、分析和直觉等手段，把假设与实际变化不断进行对比，这种“推理”主要是理念化的，也是不确定的。最后，这里的最终条件（结论）完全是可变化的、可错的和不确定的，毫无科学意义上确定性。因此，索罗斯对其分析方法评价到：“我的架构只是协助我用不科学的方法应付不确定状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差别，用科学标准来判断，我的理论毫无价值，不能产生确定性或概率性的预测和解释，……，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认识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状况，基本上和科学观察者的状况不同。”如果我们理解了索罗斯“可错性”信念的深刻含义及其社会科学观，就不难理解他的分析方法及其非科学特点的意义。

总之，从上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充分领略了索罗斯经济思想与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在两种思想的路径之间，试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经济学的路径：科学信念──确定性理念（均衡）──假说演绎法（逻辑推理方法）──确定性结论（科学理论体系）。索罗斯经济思想的路径：“彻底可错性”信念──反射或不确定性理念──演绎架构法（非逻辑推理方法）──不确定性结论（非科学理论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思想或基本信念在其实践和分析研究中的决定性影响。

三、索罗斯的金融思想及其操作模式

如果说索罗斯的独特信念及思想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是不会有广泛吸引力的。正是由于他把一般人看来难以具体化的抽象思想，成功地运用于金融市场操作，才使其抽象思想和操纵方式给人以神秘、新颖和吸引；人们希望从中去体会和认识抽象思想的力量和抽象思想具体操作化的方式。

1、索罗斯金融思想概述

按照索罗斯自己的说法，他对波普哲学的兴趣并沉入其长期思考完全是自发的，直到他进入金融行业工作，才开始萌发如何把其哲学观念和思想应用于其金融操作的想法，同时也萌发了在实际中检验其思想正确与否的强烈欲望。下面我们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来简要介绍其有关的金融思想。

（1）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是检验其思想（反射思想）和经济学均衡思想的最好场所。其原因是，股票市场几乎是最符合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例如，集中的交易场所，同质的产品、低廉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即时的资讯、为数庞大的参与者确保无人能控制市场运作，还有各种规定严格和具体制度保证市场运作的相对公平。索罗斯以其近三十年的股票操作经验认为，股票市场虽十分接近均衡假设，却无有力的证据显示均衡的存在。而从长期观察看，大量证据显示的是股价总是不断地波动，甚至是剧烈的波动。按照均衡思想推断，虽然股票的基本条件（有关基本价值因素）在不断变化，股价可以或也应完全反映其基本条件的情况；但现实表明，股价变动与其基本条件之间却难以建立起任何明确或稳定的关系。

均衡思想反映在股票操作方法上，则形成了所谓“随机漫步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下，股票价格应该充分反映了股票现在和未来各种信息，个别参与者的操作业绩优于或劣于整体市场状况的可能性完全是随机的，换言之，任何人企图长期战胜市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按照这种理论操作，最好的方法是将资金投入能够反映市场总体状况的指数基金，则能保证其投资收益随总体市场的增长而平稳增长。索罗斯认为，这种理论存在错误，他领导的基金业绩表现长期惊人的优于其股价指数，便是有力的证明。

（2）对“基本分析”思想的批判。索罗斯认为，一般可将股票操作方法分为两大类：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他认为，技术分析主要研究市场的型态和股票的供需状态；一般情况下，技术分析可靠性也许有概率上的意义，它除了认识到股价由供需决定，以及过去的经验有助于预测未来外，并无更深的思想基础。因此，它并不能在预测实际事件的发展趋势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十分有限的。而股票市场上的所谓“基本分析”方法，是均衡思想直接衍生的产物，是他批判的重点对象。“基本分析”的思想认为，股票应被视为其具有真实的或基本的价值，股价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其基本价值，但归根到底是由股票基本价值或基本面所决定的。一般认为，股票的基本价值可以透过其真实资产的赢利能力，或其他反映其基本面的关系加以确定或定义。基本分析方法还认为，不论什么情况下，股价应该随时间而趋于其基本价值（均衡）；因此，有关股票基本价值的正确分析是投资决策正确性的可靠方法。根据反射思想我们可知，索罗斯反对任何形式的确定性投资方法。下面我们看看其批判要点。

索罗斯指出，首先，基本分析方法的核心含义实质上表明的是：股价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单向的。即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决定着其股票的相对价格；而把股价变化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影响可能性（反射性）则完全排除掉了。这与经济学中价格分析是类似的，这一分析上的遗漏对于股票评价影响来说尤为严重。其反射思想认为，实际中股价的变化也会反过来直接影响其基本价值：如通过股票选择权的发行与购回激励其管理层，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司交易等；股价还可以更多巧妙的方式影响公司的形象：如信用等级、产品的市场形象、管理信赖度等。其次，基本分析方法的思想还表明，如果当时股价和其基本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则可看作是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反映。要了解市场这种预期反映的正确性十分复杂，但均衡思想认为市场能巧妙地完成。这种观点完全可从完全竞争理论引伸而来，并由此形成金融市场流行的一个普遍观念：“市场永远是正确的”。索罗斯完全反对这种观念，他说“我不接受股价是其基本价值的被动反应，也不接受其反应会对应于基本价值的说法。我主张市场评价总是被扭曲的；……该扭曲现象会影响基本价值。”对这一思想他则用“市场总是错的”观念来表示。这一思想认为，股价与其基本价值的关系是反射性的，应将股票价格的演变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并认为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的差异，正是推动该过程的主要因素。当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事件的进程有时可以对应于人的预期，但这只能视为特例。他还提出“我以下面两个陈述取代'市场永远是正确的’的观念：1、市场在方向上永远具有某种偏颇。2、市场能够影响它所预测的事件。”并认为，用一定方式将这两个陈述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释为何市场常常能正确地预测事件（在下面介绍有关操作时将详细说明）。

有关索罗斯金融思想其它方面还有丰富的内容，例如：外汇、债券市场，金融信贷、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等内容；可参看其著作的详细介绍。同时也可看出，其金融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反射思想在金融问题上的应用；反过来，通过其金融思想，我们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反射思想及其应用的方式。

2、索罗斯的金融分析和操作模式

索罗斯的金融实践主要在证券市场上，主要包括全球的股票、外汇和债券等市场。八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表明，金融市场已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发生，表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十分有限，也越来越深刻表明经济学解释能力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索罗斯多次有关金融市场的成功预测和操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下面我们仅就其股票分析和操作的简化模式为例作一介绍。

（1）有关模式的基本变量或概念。此模式只是索罗斯股票操作方式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解释模型，其中的基本变量只有三个：股票价格、流行偏颇（PrevailingBias）和基本趋势（UnderlyingTrend）。“流行偏颇”的含义可理解为：股票市场存在着大量投资参入者，他们的观点总是存在千差万别，假设其中部分差异可以相互抵消，而留下所谓主流观点，即称为“流行偏颇”。这个概念包含了“个人认知可以加总的”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在于股票市场存在共同的衡量标准──股票价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偏颇是可以观察的现象。“基本趋势”简单说是表示股票“基本面”变化的变量，至于“基本面”的具体含义则难以明确和测量，一般主要包括：盈余、股息、资产价值、未来竞争力及许多其它因素，他们都可作为基本面相关的衡量值，其相对重要性则取决于投资者的个人判断，这表明基本趋势中也隐含着投资者的偏颇。总之，这个模式的基本思路是，股票价格的趋势可以视为“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结合的反映。

（2）股票价格、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关系的一般分析。此模型中，分析方法是根据反射思想，考察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股票价格的互动关系。三者的基本关系是：股票价格由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所决定，反过来这两个因素又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三者又相互影响或互为函数，即某一函数的自变量又是另一函数的因变量。而此模式的典型过程是：如果三个变量形成持续互动的趋势，则彼此的均衡倾向将被打破，这时股票价格的连续变动应视为一个历史变动过程；其简单典型形式是：三个变量的持续相互影响，使得它们先朝某一个方向变化，然后又朝另一个方向变化，即所谓“盛衰循环”。

在具体关系中，当股票价格和基本趋势相互发生正面影响时，称之为趋势的自我增强（Self-reinforcing）；当它们相互发生负面影响时，则称之为趋势的自我修正（Self-correcting）；同样流行偏颇与它们之间也有完全类似的关系。在实际观察和操作中，理解和判断这些关系持续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当流行偏颇受到增强时，则投资者的预期价格与未来股票实际价格之间的背离会扩大；反之，当流行偏颇受到自我修正时，则其背离会缩小。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之间、基本趋势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可作同样的理解。总起来理解，在典型的盛衰循环中，至少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上涨可看作是流行偏颇趋势的自我增强所致，另外也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解释为流行偏颇的自我修正所为。关键的是其中必然存在一点，在该点上，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的结合力爆发，使得股票价格趋势出现反转，这一点（反转点）的分析和判断是“盛衰循环”分析最关键和困难的。

（3）典型（或单纯）盛衰循环的一般描述。应该说明的是，即使在上面确定的简单模式中，其三个变量之间错综复杂反射关系的演变过程是千变万化的或不确定的。下面只是从中抽象出极其简单或单纯的演变形式作为描述的对象，希望由此从框架角度和感觉上，初步或直观地去理解索罗斯的分析和操作方式。

假设从股票市场处于近似均衡状态开始，这时市场中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流行偏颇，亦即基本趋势还没有完全被发现。（a）基本趋势尚未被市场辨认出来，随后流行偏颇逐渐形成，基本趋势逐步被辨认出来，并开始受到流行偏颇加强，股价开始形成趋势变化。（b）股价的初期变化不断考验流行偏颇，不时的动摇往往使股价进一步加速受到挫折，这表明此时三个变量之间的反射力处于不稳定或不确定状态，股价演变方向进入测试期。（c）假设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仍维持不变，即度过测试期；这时反射力量将加强，股价演变将展开无阻力迅猛加速期，流行偏颇、股价与真实的基本趋势的偏离在迅速扩大。（d）偏离达到极限，预期的过度现象充分展现，极点出现。（e）股价过度脱离基本趋势，再无法支撑夸大的预期，流行偏颇开始出现分化，股价出现剧烈波动，好似梦醒时分。（f）基本趋势开始回头，流行偏颇认清了现状，并发生逆转，股价原变化动力突然消失而猛烈反方向回弹。（g）基本趋势反转，更强化了流行偏颇、股价逆向趋势加速，形成所谓崩溃。（h）最后，逆转的流行偏颇出现另一过度现象，股价和基本趋势之间反方向背离，行情终归逐渐趋稳，形成新的近似均衡状态。新的一轮盛衰循环将重新展开。

值得指出的是，反射思想在此模式中的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股价的变化必然会或多或少影响股票的基本面（不论基本面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也是盛衰循环型态形成的基础。这种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通过某种金融政策、法规和制度的改变发挥影响）。当然，这种关系也有特例，既股价变化，其基本面维持不变时，则反射关系可能发生在股价与流行偏颇之间；这时流行偏颇很可能会在短期内被修正，这种情况正是均衡理论和基本分析的范畴（不属于上述盛衰循环的情形）。但如果股价与基本面反射关系成立，流行偏颇所导致的变化（扭曲）则会引起自我增强或自我修正的过程，这正是此模式所分析的范畴，是更一般分析的范畴。（二）股票投资者对基本趋势的认知一定存在瑕疵。这样，瑕疵的最终暴露，必然会促使流行偏颇产生逆转，如引起自我修正则可忽略；如果这种逆转引起基本趋势的反转，则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将形成，这正是反射思想的意义所在。当然，判断该瑕疵是什么，以及它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出现，正是认识盛衰循环的关键和困难所在。

索罗斯认为，上述建立在反射理论上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基本分析”方法，其主要意义在于弥补了基本分析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原则上，这两种方法可以调和。基本分析试图说明基本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上，而放射模型则强调股价如何能够影响基本价值，前者是静态的观点，后者则是动态的观点。当然，如果我们对索罗斯“可错性”信念和反射理论等思想有较深认识，就能明显看出上述描述模型是极其粗糙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典型盛衰循环的重要特征，仍具有参照价值。例如，未被认知的趋势、自我增强过程、成功的测试、流行偏颇的增强、认知瑕疵的暴露、极点、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等特征、使我们对证券市场的行为或走向有一个框架式的理解。还要深刻认识到，实际中要准确把握各种特征及其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错性、反射性、不确定性既是此模式的思想基础，也是此模式的方法特点，一劳永逸的操作方法是不存在的。

四、若干初步思考

上面我们是从较纯学术层次上，了解索罗斯思想的基本框架，而避免了其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个人价值观内容。如此处理的原因，一是有关内容索罗斯本人从没有真实地表达出来过；二是这一内容无论如何表达，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对此各种分析和评论已有完全不同的评价，难以取得一致。过多地涉及有关内容，自然会影响我们介绍和认识的客观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索罗斯在其“开放社会”信念背后的个人价值观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其财富和基金壮大以后，这种个人色彩的价值观对其行为影响也许是十分主要的，如有人把他比作“经济世界中的希特勒”。由于本文的特点，几乎很少涉及有关内容，下面作者的思考中也同样少有涉及，希望注意到这一点。

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来越快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改变着我们的整个生存方式，如生活、思考、学习和工作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随着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也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同时，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仍明显相对落后，也使我们也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竞争方式、科学技术、理论研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的迅速发展和丰富性，使我们感到跟踪的艰难，甚至有些茫然。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心理感觉的大背景下，作者希望谈谈有关对索罗斯思想认识的若干初步思考。

1、关于抽象思维意义及实践作用的思考

索罗斯思想及理论给我们最突出感觉和启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新的思考、研究和学习、实践方式；或者说，我们应重新认识抽象思维或思想巨大的实践力量。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第一章的开头便指出这一关键点，他说“我在很讲实际的商业圈内扬名于世，赚了很多钱，但我的生财之道以及我的人生观却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上的。这可能会使人觉得有点奇怪。但除非我们理解这些概念，否则将很难了解本书各主要论点，包括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和经济学的论点。”我认为这里索罗斯想说明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具体的科学理论或技术知识是重要的，但理论或技术背后的思想（方法论）或观念却更为重要，因为说到底是思想或观念决定理论或技术，而不是反过来。例如，按照常规的观念和方式，人们要掌握经济学或金融理论等知识或培养个人的实际能力，其一般途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有关已成体系的理论（例如各种已成体系的西方经济学及分支）及其新的发展来达到，人们往往满足照本宣科。我们却看到，索罗斯却几乎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他在大学的专业虽是经济学，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实际上索罗斯对经济学的了解与思考，更多的是经济学方法论而非经济学体系的细节。当然，这一方面似乎使人怀疑他对经济学知识了解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另一方面又表明，具备一定的科学方法论或思想，是深刻认识和掌握、正确应用任何科学理论的关键或根本，对于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来说尤是如此。例如，在索罗斯那里，他一旦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存在严重错误，则坚定地认为，对整个经济学已无具体了解和学习的必要，因为这对他来说既无价值，也无兴趣，他必然独辟蹊径去创造新的经济思想或理论。我认为，这种既从具体理论更主要从思想或方法论上去思考、学习，特别是去实践的独特视角和敏锐性，是一种适应当今飞速变化形势新的思维方式，在经济领域里尤其需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作者的认识，要真正把握一种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应该把握三个层次的内容（由低到高）：即其具体理论体系或内容、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思想或基本信念。但这三个层次内容的难度和意义是十分不一样的。概括地讲：（1）一般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是：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或确定性，更多的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其概念相对明确和具体，分析或推理过程逻辑性强，其内容结构或层次清晰和精细而自成体系；因而相对来说，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时间，初步掌握某一理论体系是可以做到的。（2）一般理论方法论及其哲学思想的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更多的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并因其概念简单而深邃，含义普遍而浩瀚，使人难以把握和理解，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非具有相当抽象能力和长期持续的思考不能得其真谛滋味。

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从完整意义上掌握某种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上面所说的三个层次的内容；但如按照常规学习和思考的方式，就一般人的精力和时间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例如，面对西方经济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一味地埋头学习具体理论，仅仅简单掌握其理论某一分支企图，就会耗费我们的大量精力，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这样做仍有其必要性；但全面学习和照搬经济学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面临实际问题。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经济学创新，是建立我们新的经济观，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创新思想和观念。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重视抽象思维或科学哲学层次等方面的训练和思考。

索罗斯的实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学习和思考方式的典型例证。这种方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要求个人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使在学习具体理论知识时，也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有关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不满足理论已有的范围，总想跳出这个范围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这种方式有其缺陷和长处。其缺陷是：一旦站在较高层次上看理论，往往会更多发现理论总是存在某些基本问题，使人对理论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而又找不到答案，容易形成某些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使人在丧失旧的信念又找不到新的信念时，拒绝已有理论体系的知识，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这可能影响到个人有关学习、研究和思考方式和内容，以及个人成长路径的不稳定或风险增大。值得注意的其有利方面是：可以极大地拓展思维的空间、想象力或创造力，如果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认识是积极的或正确的，则会在新又深刻信念的指导下，形成全新的思考、学习和观察方式，在理论或实践的创新方面可能获得超常规的成功。

作者深深感到，面对新世纪的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种新方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特别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尤其如此。谈到其可行性，我认为可以这样来认识：抽象思维最高形式──现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等，特别是有关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有关科学、科学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已积累和产生了许多新的、深刻的重要思想。我们看到，索罗斯的“可错性”思想的哲学基础──证伪主义，也只是产生于三十年代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哲学思想；但我们仍感到其新颖性、深刻性。但如果你较为熟悉科学哲学等知识，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证伪主义只是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种，且似乎有点陈旧了。这样说只是想表明，哲学层次上的思想武器还有很多，也许每一件的威力都很大，我们是可以去发现、挖掘、吸收和为我所用的。谈到其必要性，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当今世界正处在多变的时代，如果我们仍停留于传统思维方式，一味地承认自己落后，只满足于埋头学习、接受或照搬别人的具体理论或技术，是十分可悲的，也是注定要走大弯路的。应该承认我们在具体理论和技术方面的落后，但决不能承认我们在战略或思想信念方面的落后。没有前者并不可怕，失去后者则将失去我们的立身之地；这个道理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必须认识到，高层次思想信念的丰富、抽象和深刻性，是超越一切具体理论和技术基础；任何具体理论和技术，归根到底只是某种思想信念的具体化或衍生物。因此，当今世界真正的较量，在科学技术较量的背后，说到底是各自思想信念和传统文化的较量。当然，要看到真正把握和认识一种新思想信念的难度和复杂性，特别是要看到从思想信念到其具体效果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要在它们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无固定的路径可循，需要的是深刻地思考和观察、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极富风险和挑战性的。

2、关于西方经济学和索罗斯经济思想的思考

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与索罗斯经济思想之间的尖锐对立，有趣地是，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面仍简称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波普的证伪主义。表面上看来是同一种思想基础的东西，却产生了完全两种对立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也许既表明一种哲学思想蕴藏着极丰富的内涵而琢磨不定，又表明如何理解和应用一种哲学思想难有一个客观标准。究竟如何认识他们，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基本问题，这里作者只是提出初步思考到的几个问题。

（1）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是否能够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处于一个较特殊的地位。我认为之所以这样，也许与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及研究对象的客观背景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十九世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信仰。科学的观念和信仰日益深入人心，这是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外部历史背景。另一方面，经济学关心的对象──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行为，似乎既与有形的物质世界有关，又与无形人的精神或心理世界有关。经济现象似乎隐约地处于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汇处；要使经济现象具有客观性或科学性，人们的意识中自然会加强其与物质世界的联系，减少其与精神世界的关联，这也许是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确定的一种心理倾向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证方法论），是有一定历史客观背景和依据的。特别是自从波普证伪主义的出现，并由于其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统一的思想，经济学方法论更是加强了科学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应用深度和广度；这从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数学化的迅速发展可印证，这与期间自然科学同样迅猛发展是一致的。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自然科学进一步演变，在哲学思想界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等学派的兴起，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概念的含义、科学方法论的标准、以及真理概念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相对主义思潮。科学方法论标准的客观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相当的混乱程度，直到现在仍延续着这一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索罗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于经济学界的冲击，目前似乎并未引起重视，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从实践中提供了一个违反经济学的反例。在当前世界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个反例必然会越来越引人注目。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料。这似乎也提示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和思考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等战略性问题的变化及未来。一味地埋头学习和接受、不言创新的常规方式，在当今深刻多变的时代恐怕是不合适宜的。

（2）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从目前有关科学哲学及经济学方法论新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有效性的确值得怀疑。其基本原因在于，不仅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别，还在于检验经济学有效性本身这个问题的困难和非客观性。我基本上赞同索罗斯关于经济学有效性的评价：即其理论上的科学形式是较完美的，对有关日常（或常规）经济事件（或者说不能形成反射的经济事件）解释或预测是有效的；但对历史经济事件或反射事件解释和预测的有效性则十分有限。当然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两百年来的演变，特别是本世纪迅速发展以来，它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各种经济制度、交易规则等形成的密切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许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经济学的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现象本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随着交通、计算和通信等工具飞速发展，人们认识的“可错性”及反射性，可能通过金融市场在其规模和速度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增强并剧烈震荡。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面是资本大量、高速、大范围地流动；另一面是人们公认观念及预期的极不稳定，经济中不确定现象强烈反射性的频频出现。也许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经济波动越发不确定或难以把握，甚至形成大范围的连锁反映。因而我们似乎看到，以确定性或均衡思想为特征经济学的有效性，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不确定变化；而敏锐迅速观察和把握经济动态过程的综合性分析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和实用；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已表现得相当突出。

（3）对索罗斯经济思想的反思。索罗斯思想重要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他的实践行为，较为明确地暴露了传统经济学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那么，我们又应怎样来认识索罗斯思想及其方法论呢？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认为索罗斯思想是一个把高度抽象思维与现实状况较好结合起来思考的产物。当然，虽然其经济思想确有新颖、富有启发和创新的地方，我们也应注意其思想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索罗斯完全否认经济学客观性或科学化的可能性，很容易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研究或思考完全处于无根基、无目标甚至无确定性问题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索罗斯思想、理论和操作方式，无不呈现出明显的非科学性特征，一般人是难以理解或难以理解一致的，也是难以学习和掌握的。索罗斯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经济学存在重大缺陷，但索罗斯思想究竟是一种更好的理论，还是一个特例，还难以定论。因此，应该认识到，索罗斯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目前来说仍只是一堆极为抽象的东西，把握或应用它本身就是不确定、不可靠的，是有巨大风险的。

其次，根据其“可错性”思想，则可断言一切人类的心灵构建都是有缺陷的，经济学不能例外，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和操作方式自然也不能例外。既使根据“可错性”思想，我们也不能判断某种理论更客观、更合理！既然如此，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经济学都是无效的。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习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许并不充分。因此，索罗斯思想作为一种开拓性的思路，有其积极和启发的意义，但作为一种理论仍是十分不完整的。

最后，索罗斯思想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基本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在科学哲学界也无定论，我们应了解这一点。例如，有关真理观问题；虽说索罗斯强调他只是扩大了真理的范畴，而非否定真理，；但如果真理范畴包含所谓“不真不假”第三类陈述，则如何解释真理的含义呢？又例如，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简单地把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把非科学等同于不确定性，彻底否定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个观点似乎完全偏离了波普的科学“可证伪”思想，使人感到社会科学意义完全消失了，这与社会进步的事实是不相符的。不确定性或反射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发，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至少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是我们学习和应用时必须注意的。

3、关于索罗斯金融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的思考

我始终认为，“索罗斯现象”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在当今多变的时代中，重视较高思想层次（或方法论层次）与实践相结合，是一种适应性强或富于创新的思考和操作方式。这种方式特别提倡思想开放、创新；提倡思维的可错性、理念化和具体化融合；同时又强调其及时的检验性或修正。我们也要看到，索罗斯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新观念或理念，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存在统一的释本，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就作者的初步思考谈几点体会。

首先，现代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几乎能够浓缩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它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各种金融理论和技术相形见绌，如“股市无专家”，“股市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等，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千百万化。索罗斯金融实践的实际意义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既充分流动又变化极快场所，面对纷繁复杂不确定性信息的变化，要达到长期成功运作，掌握全面信息固然重要；但运用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或理念，去改变对信息的传统理解则更为重要，没有深刻思想底蕴的纯理论技术分析是无生命力的，用目前我们流行的话说，就是要讲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罗斯的思想对我们是有重要启示的。当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整个经济变动或竞争的中心，越来越多事实也表明，现代经济及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层次上的竞争，思想或观念层次上的竞争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思想和观念的超前，并同时又能较好地与实际操作融合起来，正是抽象思维的真正力量和意义所在；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思维和操作方式。

其次，按索罗斯自己看法，其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完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我想这大概有两层含义：（1）与一般科学理论或传统经济学及金融理论不同，其金融思想和操作方式也许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关键在于我们对社会科学及科学哲学等深层次问题学习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新的领悟。索罗斯的理论中只有大的逻辑框架，而不存在具体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深刻地思考和领悟也许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2）其金融分析和操作方式即使在其理论介绍中，也并无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结论。例如，前面介绍的所谓“盛衰循环”模式只是一个极其粗糙的分析框架，其意义只是通过一个非常单纯或简单的“盛衰循环”过程，揭示了其有关实际分析和判断中的重要概念或理念，如其中某一阶段和另一阶段的连接并无确定性逻辑或真实性；例如实际中，某一阶段的演变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现实中的循环形式或内容可能是千百万化的，甚至无任何概率上的确定性，这也许正是索罗斯称其理论和操作方式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一种解释吧。从这种理解出发，去判断其金融理论和操作方式的价值，也许我们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任何简单去学习或模仿其操作方式，并实际应用的后果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既是索罗斯本人也不可避免时常陷入其思想的深刻矛盾之中，在实践中形成重大的错误判断而遭受失败。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索罗斯长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行为来看，其思想和操作方式的独特性背后，有着更深层次上的个人信仰或目的（或野心）和政治倾向（所谓“开放社会”信念），这也许是影响其实践行为方向或选择的根本原则。这从更深刻意义上告诉我们，有关经济、金融，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任何理论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统一的、科学的终极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它的历史传统、民族意识、国家民族利益等因素，才是判断理论价值标准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和技术的认识或评价，完全不能以其研究的技术或数学应用水平高低，作为判断其正确性或普遍性的标准，更不能以此代替我们对我国金融改革或创新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国情、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等因素，才是我们一切思考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只有在这样一个最基本原则取得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讲吸收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具体地说，在金融市场常规制度和交易制度、规则，常规操作的统计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应主要采取借鉴的方式。而在制度、操作的根本思想或思路制定方面，则应完全跳出单纯经济学的圈子，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进行，以我为主，力争突破和创新；真正从思想上认清这一点，并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是我国金融改革成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