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企业家的慈善探索和民主试验。他们在“自我折腾”中学会花钱，在公共事务中找回道德自信，并试图用二十年走完西方两百年的慈善路

　　会场上方是一整面墙的油画，每个人只要稍稍抬头，就能看见巍峨的天安门和革命领袖。

　　这并不是哪个政府部门会议，却充满民主议事的严肃和热闹劲儿。2008年10月10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8年度理事大会在上海举行，38名企业家理事列席。

　　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公益组织，从四年前成立之日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拥有一份显赫的名单——发起人包括刘晓光、田溯宁、陈东升、王石、冯军、冯仑、郭广昌、李宁、潘石屹、马蔚华……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活跃的企业家。

　　以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为核心，以治理沙尘暴为目标，每位会员出资十万元（以上），最有实力也最所谓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们就此开始了一场中国式的慈善试验。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治沙的目标还没怎么实现，他们就卷入了内部的民主治理“风暴”，也经历了各自的内心风暴，环保观念和行动都发生了变化，有人转型有人退出。

　　2006年，冯仑在理事大会上发言说：“一般的协会，第一年开完会就成会长的事了，第二年就开始散伙，第三年会长自娱自乐，然后出去找点钱花，普遍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组织创新上找到更好的办法，如果不创新，就成了人情、短期的面子和冲动。”

　　2008年，现任秘书长杨鹏对《中国企业家》做了一个乐观的阶段性结论：“大大小小的风暴点终于被清除了。SEE正处于规范阶段上，力争走向成就阶段。风暴过后是彩虹。”

　　油画名叫《重生》——这还真像是个隐喻。从很多方面看，阿拉善SEE的四年都像是中国企业家进化史和中国慈善进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公益男人”的民主游戏

　　阿拉善SEE就像一所学校，企业家们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

　　2008年10月10日，上海证大丽笙酒店。

　　会议的高潮终于来到。阿拉善SEE监事长任志强在王石后头发言。他俨然一个天生的监督者，连去上厕所的路上都皱着眉头——奇怪，为何当初他竞选了3次才选上。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要对会长等重要职务有罢免的权力。”

　　会长王石面无表情，作耐心聆听状。最后他说，“前任会长刘晓光就对任志强很头疼，他不停地提各种意见……不过，我的态度是欢迎监督。”

　　“要不是在这样的组织里，王石这样的人会向谁低头啊。”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感叹说。作为SEE的创业元老，他很清楚自己身处一个怎样的环境——这里的100多人，“个个都是自我膨胀的人，在自己的企业都是小皇帝，牛哄哄的。”

　　2007年7月28日，首任会长刘晓光在最后一次发表述职报告的时候曾经表达过一个担忧：“我们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和特点，企业家组成的公益组织要有顽强的生命力，组织内部必须要有平等参与的民主精神和民主规则。”

　　刘晓光回忆起2004年6月第一次理事大会上的一个段子。当时，他拿出了一份内定的执行理事和监事的名单，但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你怎么又搞国企那套东西？”接下来，原定的等额选举方式被推翻，变成了完全开放的差额选举。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对当时“小学生选班长”式的选举记忆犹新（详见本刊2005年6月《大漠民主风云录》）。

　　“名单风波”并不是阿拉善SEE历史上惟一一次周折，一封《致刘晓光与会长们》的信还让协会度过了一次可能的危机。杨利川不满有些会员的懈怠和草率，在信中写道：“我想我到剧场看演出都不会迟到早退，因为那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入场券的负责。也许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出了钱就有了公共精神，我们的民主意识、法律知识、组织能力都不缺乏，但当大家抛开商业利益为了社会公益来到一起时，还是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没有真诚的公共生活，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会变成愚蠢的团体。”

　　四年后，杨利川对《中国企业家》说，“这回参加协会的会员们较真了。”

　　杨鹏分析说：“这些人人格都比较平等，都是在自己企业里说了算的人，谁都不服谁，可又要聚在一块做事，就必须实行平权结构的组织模式。我们这里是谁说了都不算，你在企业一言九鼎，来这还一言九鼎？”

　　最终，阿拉善SEE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和一个公司的结构差不多”，而每位企业家只是扮演自己的角色。协会的理事大会相当于股东大会，执行理事会相当于董事会。此外，还有监事会和财务总监，财务总监每三个月向会长和监事长报告财务状况。其中，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是平权的二元结构，监事长和会长的权力分别由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赋予。

　　差额选举和平权组织结构是阿拉善SEE的两大制度基石，它就像一所学校，企业家们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杨鹏说：“中国社会逐渐发酵，当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用平等的方式来讨论公共事务，这将是社会进步的自然过程。”

　　有些理事不免担忧，协会花大量精力“自我折腾”和“反复拉锯”到底值不值得。负责章程起草的王维嘉却不这样想，“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轻易不会犯大错误，有足够多的时间吵架的话，发生群体极化现象的可能就很小。”

　　尽管如此，SEE的内部建设还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争论和波折。2007年的第四届理事大会上，协会章程的“修宪”工作正式亮相。各方提出了17条修改动议，其中涉及实体性改动的11条。最引人注目的修改有两条：执行理事由15名改为9名；会长不可两届连任。

　　执行理事的缩编引起很多揣测，但是在杨鹏看来，问题十分简单。“15个人太多了嘛，开会开不起来呗。真要他们决策的时候都找不着，你咋弄呀？都在世界各国，让他们15个人跑来，然后开会讨论那一点几十万、几百万的事情，他不烦死了。”

　　根据会长任期的条款，首任会长刘晓光应该期满离任。据说，会前曾有人推举他做“永久会长”，刘晓光拒绝了。他认为这会使“协会的价值消退了很多颜色”。

　　接下来，就是大会的重头戏——换届选举。从当年的现场录像中可以看到几位强势人物的竞选演说。任志强表示：“我最大的罪状就是说真话。如果我当选，一定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吴士宏以“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传奇经历拉票。冯仑开始耍宝，说自己不是“快乐男生”，但是“公益男人”，能给组织带来活力。“所有人都被这种民主的组织文化深深打动了。”王维嘉说，“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却一点不害怕面子，真是很可贵。”

　　最后，任志强和王石当选监事长和会长。令人意外的是，田溯宁和陈东升在竞选执行理事的时候败下阵来，而陈东升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以监事的身份发布过年度审计报告。“东升非常郁闷。”杨鹏说，“连他这样的人物竟然也会败选，简直难以想像。一切都是章程说了算，选上了可比当了政协委员更能说明你的个人魅力。”

　　田、陈二人不是第一个在SEE遭遇挫败的大佬。早在协会成立一年的时候，柳传志和史玉柱就因三次缺席会议被“除名”。

　　一切说明——就像王石后来总结的那样，“SEE是个讲规则不讲谋略的地方。”王石自身的变化也很大。他说自己之前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两个字，但从选上第二任会长起，他逢人就说，“我学会了妥协。”不管监事长任志强如何发难，任职监事的武克钢大拍桌子和他吵，他纹丝不动，只轻轻说一句：“克钢你这样有点过分了。”

　　沙漠里的浪漫和现实

　　除了内部管理，如何花钱、如何制定战略曾经是阿拉善SEE最大的困惑

　　阿拉善SEE保存着一份完整的会议记录档案。当对话成为历史，就能筛选出一些有趣的“自相矛盾”的地方。

　　2005年，马蔚华说：“我觉得钱光靠我们捐不够，我们应该研究下应该用这笔钱引来哪些钱。我们这些人都很有本事的，大家应该分工去钓钱。”

　　一年后，王石说：“我们现在再从外面圈钱，可能是灾难，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用好那么多资金的能力。拿钱很过瘾，但是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去四个项目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应付现在的项目已经勉为其难了。”

　　又，2005年，刘晓光说：“我们在这不能光做公益啊，也做点别的事，把生意也做起来，一边生产面粉，一边也包点饺子。”两年后，他说：“我发现最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公共事务绝不能掺杂商业私利，如果把商业私利掺杂进来了公益精神就会败坏，协会就走不下去。”

　　“阿拉善SEE永远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成长，没有一劳永逸。”杨鹏说。事实上，除了内部管理，如何花钱、如何制定战略曾经是阿拉善SEE最大的困惑。

　　当然，初衷总是和所有理想一样，热情又简单。有人开玩笑说“以前打高尔夫时髦，现在做慈善才时髦”。有人是被王石从中城联盟忽悠过来的，反正这边的会费要便宜多了。还有人站在阿拉善月亮湖畔，看着雕塑一样的胡杨林和镜面般的湖水里的倒影，他们一腔热血，觉得每人捐出一百万，多种点树，就能把北京的沙尘暴给治下去。

　　“上来就问你们种了多少树？后来专家说那个地方不准种树，种树是破坏环境。大伙儿顿时傻了眼，那我们干吗呢？”杨鹏说。记者们也没放过他们，总是问，都几年了，你们把沙治住了吗？会员们只有苦笑。阿拉善沙漠面积是香港的247倍，地广人稀，到沙漠腹地走一走，立刻觉得自身无比渺小。

　　熟悉当地情况的环保专家也很少。刚开始，企业家和专家们的合作也极其拧巴。“企业家们有个特点——吹糠见米，张朝阳老是问，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草，沙尘暴减少了几次？”社区项目执行者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凉了半截，环保指标哪有那么容易量化，那还怎么做村民配套、社区建设？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看不到成果，张朝阳最后退出了阿拉善SEE。

　　“我们做的这件事肯定是个好事，但面子工程之后就进入实质问题了，伟大的事情怎么能让它真正伟大下去？是个问题。”天泰集团董事长王若雄说。

　　“协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从激情走到迷茫，不知道这个组织将来到底要干什么。”王维嘉说。2006年，副会长宋军提出，协会应该制定战略。这年3月，由7名企业家与2名学者组成协会发展战略小组，进行了6天的沙漠考察，来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企业家的工作效率让学者们肃然起敬。他们每天8点准时出发考察，日工作16小时，第一天就与政府官员讨论至凌晨1点，而所有问题清单在考察前已拟定。

　　如果要省略这中间的争执、磨合、两难，将需要巨大的耐心。不过，他们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致：阿拉善地区的环境问题分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自然成因难为，但人为成因可以干预改变。如何改变人为破坏因素？答案是必须让老百姓发展经济，获得新的生计来源，才可能改变他原来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因此，发展就是环保，扶贫就是环保。在这个思路支持下，协会的战略就清楚了，要以社区发展项目为核心。

　　迄今为止，阿拉善SEE已经在当地5个区县建立了社区环保基金，SEE、当地农牧民、当地政府三方出资设立账户，由村民选举出来的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主要提供小额借贷服务，借款收益部分，用于项目委员会开销及社区环保的公共事务。

　　“这样一来，农村的公共财政就建立了，关注公众利益的群体就出现了。同时，跟政府政策配套，加上外部的科研力量，我们项目走到哪，政府的钱就跟到哪。”

　　截至2008年5月，相关的统计数据是：社区环保基金投资总额为52.1612万元，其中阿拉善SEE投入22.138万，村民投入17.6万，村集体投入10.86万，地方政府投入1.56万。

　　“此外，SEE还有两大项目：生态奖和企业的环保参与。”杨鹏说。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的“SEE·TNC生态奖”从2005年起评，奖金从50万增加到100万，用于资助和培训其他草根环保NGO。目前，全国有97家这样的组织成为SEE的“小型转制者”。这一奖项从第二届开始增设了企业生态奖，以鼓励中国企业增强环保概念。

　　事实上，加入SEE也提高了企业家们自身的环保意识。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被戴志康骂过之后”，决定减少使用私人飞机，以降低碳排放。而万科则在施工中从木模改用钢模，减少了很多木材的使用。

　　“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杨鹏说，“中国环保问题的解决首先是企业自身，因为造成危机的就是他们，解铃还须系铃人。”

　　社区建设很有意义，但是见效慢。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即使有这三大项目，阿拉善SEE的花钱能力仍然比不上它的筹款能力。“钱就趴在账上花不出去，很不过瘾”（杨利川语）。以2007年审计报告的数字为例，协会收取款项2767万，支出1464万，节余1303万。而国外NGO的相关惯例是，每年支出要占收取款项的八成左右。

　　任志强曾经多次质疑协会的花钱能力。2006年，他说：“资金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应该充分利用和花出去；捐款不是投资，不是企业经营，而是善事。”后来，他甚至提出更激烈的观点——“要是花钱这么慢，应该不要求大家每年交10万了，等你们把钱花完了我们再交。”

　　“任志强这种提法很危险。”王维嘉说，“一旦停了就很难坚持。”

　　杨鹏和王石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理事们的压力。但是社区环保基金的局限在于，农民们愿意自己花钱做的项目是有限的，所以社区很难大规模复制。在2009年的工作规划里，SEE已经决定扩大生产保护区。但同时，杨鹏也很谨慎：“钱花不出去，宁可放着。”

　　钱比能力多的时候是种灾难。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王石谈到了他的感触：“现在金融海啸的破坏力让我们明白不能急于扩大业务，虽然我们现在每年有1000万花不出去，但是要稳扎稳打，不留隐患。”

　　从爱情到过日子

　　如何让一个基金会变成一个持久性的、永久性的事业？

　　2007年10月，会长王石走马上任已经3个月了。他遇到一个难题：找不到合适的秘书长人选。

　　一开始，王石希望前任秘书长杨平能够继任，但这不符合协会新章程的规定。最后他找到协会的专家顾问杨鹏，说你顶一下吧，结果“一顶就顶到现在”。“秘书长非常难找，他相当于一个CEO，要和企业、农民、政府、专家各方面打交道，综合挑战非常强。”杨鹏说，“而且每个企业家都非常能干，调动资金和人力资源的能力都比一个协会秘书长要大得多，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觉得你干什么都干得不好。”

　　中国的公益领域处于非职业化阶段，缺少专业人才，并且面临境外慈善基金的竞争。至少，本土NGO在薪酬水准上远远没有竞争力。“你去问问TNC中国负责人的收入是多少，那是很高的。要说挖过来到我们这儿，绝无可能，我们的人倒是不断被他们撬掉，开一倍的工资就把人给拽走了。”

　　即使是企业家自己，“别以为能做企业的人都能做好慈善。”杨鹏拿公益组织和80年代初的民营企业比，“不专业，当年刘永好们卖鹌鹑蛋的时候，你能说他是专业人才？现在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就类似大部分是个体户，少数是乡镇企业，就我们这样的算是现代企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善SEE是中国企业家们的“慈善孵化器”。

　　2008年6月9日至19日，SEE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到美国取“公益经”。王石说，“14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学怎么赚钱，这次我们来是学怎么花钱。我们要在很短时间里走过别人几百年的路。”

　　十天内，他们先后走访了美国惠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TNC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这些基金会的资金和人才储备都远远超过了刚刚走过四年的SEE。福特基金会资产136亿美元，惠利特基金会资产80亿美元。TNC每年支出近8亿美元，有专职律师150名，专职科学家700名。

　　不过，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是受到了“超乎想像的热情招待”。美国财政部长、TNC前理事长汉克·保尔森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在财政部的办公室里和他们交谈，而他当天下午的行程就是和王岐山副总理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今年3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自己买机票飞来北京参加SEE的环保论坛。而他的一次商业演讲价值七八十万美金。

　　“国外非常重视这种社会自发组织，它的社会势能非常高。”杨鹏说，“如果单个企业家，绝对没这么大力吧？”

　　冯仑很感慨，“我们民营企业家都是半世，在洛克菲勒我们看到的都是五世、六世。如何让一个基金会变成一个持久性的、永久性的事业？要有好的制度安排、专业人才和持久的价值观的追求。”

　　最让王维嘉受触动的是TNC“用投资银行的方法去做生态保护，大开眼界”。杨鹏说，“我们之间最核心的差异就是量化管理，他们那些精准的商业手法令人目瞪口呆。”

　　美国之行让大家很长时间里都没缓过劲来，但是又隐约觉得希望很大。王维嘉很乐观，“中国今天的民间公益事业就像30年前的民营经济，但它并不需要另一个30年就会成为主流，并受到世界的尊重，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开始成熟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事业对于企业家的召唤，将等量换算为道德对于财富的召唤。王石说，“公益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和精神寄托。”杨利川认为阿拉善SEE体现着一种新的文化——工商文明，“工商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是契约精神，也就是大家平等协商出一个游戏规则，并且委托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这完全是一种自治方式。”

　　张树新曾经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尖锐地指出这群盲目乐观的男人们的问题所在：“治沙这件事很难，也许100年后才会有结果……这会不会变成大家某个上午激动了一下，偶然的一次‘感情出轨’，然后不了了之，连个浪花都没有。我希望这个协会十年后还在。”

　　当阿拉善SEE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来到2007年第四届理事大会，刘晓光为“这段感情”定了调：“我们坚持三年了，看来不是简单的感情出轨，而是爱情了。如果一辈子坚持下去，就会变成一种非常伟大的爱情。”

　　不久前，田溯宁还跟刘晓光说太忙了要退会。刘晓光以一个已婚男人和前任会长的身份这么劝他：“你怎么能退呢？现在都‘结婚’了，已经超越情人关系了，有意见也得在一块儿过日子。过日子油盐柴米，烦也得来。”

　　【附文】 找回企业家的道德自信

　　口述| 杨鹏 整理| 本刊记者 谭相宜

　　在阿拉善SEE，每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恐怕都不太一样。你要想认识大老板，天天掺和在这里面就得了。但还有那么多企业家，他到底要得到什么自己都不清楚。

　　为什么企业家群体到了今天突然开始做公益了？放在历史跨度里，你会发现这是企业家自我成熟的一个过程。他作为一个阶层、尤其是领导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技能和行为模式开始出现了——你要是领导别人，就得帮别人做好事。

　　中国已经进入了以企业、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但是企业家除了挣钱的能力，其他的素质能否支撑这个社会健康成长？企业家们都在自我训练。这不是某个企业家个人的选择，也未必是自觉性的，而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些事不得不做，是这个阶层上台阶不得不去完成的东西——冥冥中让你们这帮人捣腾这个事儿，大家都莫名其妙。

　　美国为什么企业家地位很高，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呢？它实际上把道德跟财富的关系打通了。美国的商人同时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是社会核心的中流砥柱。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做公益是传统，而这些在中国是没有的。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商人跟道德总是对着来的。他有实力，但是一个“坏人”，怎么可能领导社会呢？有专家批评SEE，张树新说，你们不就是有道德优势吗？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一定要做公益，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道德自信找回来。别看企业家有钱，其实是很弱小的，道德资产很容易给你剥夺得干干净净，甚至一个企业家的力量绝对赶不上吴敬琏。缺乏道德的自信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短板。

　　当企业家必须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之后，会有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要把他们转化成一个承担责任的群体。大家不约而同都说社会责任，都做一些公益事业，管他是假做真做，但这是一个历史趋向，目的就是打通道德跟财富的统一。

　　这些东西背后的动因可能超出我们的分析逻辑。要说简单点，就是上帝在那儿支配，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棋子，他让你跳了一下你就得跳，你自己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