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急性热病学融伤寒与温病为一家》102页-129页
第六节雷少逸与《时病论》
雷丰号少逸，又号侣菊，清浙江三衢人（今浙江衢县）。据《时病论》自序，其父初治儒学，后弃儒从程芝田习歧黄术，自著《医约》四卷，集古人医书汇为四十卷，名《医博》，惜皆散落。丰承父业，精于医术，遵父训“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则临证未免茫然无据”，而于时病之治耿耿于怀，历览诸家之书，引伸触类，渐有心得，遂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为纲领，著成《时病论》，于1882年行世。
其书，首论病，共72种；次“拟用诸法”，共64法；再次“备用成方”，共106方，“临证治案”。自序云：“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其最难者，尤莫甚于知时论证，辨体立法。”论治言其常，治案言其变，知常达变，则时病不难治矣。该书之论病与治案，便有如此有机的联系。、雷氏对于急性热病之认识，其大端有四。
温热与瘟疫不同
他认为，温热为感四时之常气，瘟疫为感天地之疠气，病源不同。“温者，温热也；疫者，瘟疫也，共音同而其病实属不同。又可《温疫论》中谓后人省氵加广为瘟，瘟即温也。鞠通《温病条辨》统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为一例。两家皆以温瘟为一病，殊不知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夫四时有温热，非瘟疫之可比。如春令之春温、风温，夏令之温病、热病，长夏之暑温，夏末秋初之湿温，冬令之冬温，以上诸温，是书皆已备述，可弗重赘。而鞠通先生之书，其实为治诸温病而设也。至于瘟疫之病，自唐宋以来，皆未详细辨论。迨至明来年间，正值凶荒交迫，处处瘟疫，惨不堪言，吴又可先生所以著《瘟疫论》一书，所谓邪从口鼻而人，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模连膜原是也。”
四时常气温病，分伏气与新邪论治
正因为雷氏认为温热与瘟疫不同，因此，他的《时病论》专为时病而设，一切瘟疫概不载人。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论治。
（一）春令时病
1.伏气为病：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谓之伏气为病。
(1)春温：因于冬受微寒，伏于肌肤而不即发，或因冬不藏精，伏于少阴而不即发，皆待来春加感外寒，触动伏气乃发焉。其初起，头身皆痛，寒热无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脉息举之有余，或弦或紧，寻之或滑或数．此宜辛温解表法。
(2)风温：风温之病，发于当春厥阴风木行令之时，少阴君火初交之际。为病之源，与春温仿佛。其证头痛恶风，身热自汗，咳嗽口渴，舌苔微白，脉浮而数者，当用辛凉解表法。
(3)温病：冬受寒气，伏而不发，久化为热，必待来年春风之后，天令温暖，阳气弛张，伏气自内而动，一达于外，表里皆热。其证口渴引饮，不恶寒而恶热，脉形愈按愈盛，无汗者，只宜清凉透邪法；有汗者，清热保津法；倘脉沉实，口渴谵语，舌苔干燥，宜润下救津法。
(4)温毒：由于冬令过暖，人感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出，表里皆热，风温、温病、冬温、误用辛温，亦可成为是病。其证心热烦渴，咳嗽喉痛，舌绛苔黄，宜用清热解毒法，加甘、桔梗治之。
(5)晚发：初由冬令受寒，当时未发，发于来年清明之后，夏至以前，较之温病晚发一节，故名晚发病也。其证头痛发热，或恶风恶寒，或有汗无汗，或烦燥，或口渴，脉来洪数者是也，当辨明因寒因风而触发，始可定其辛温辛凉之法治之。
2.新感为病：春伤于风，而为新感。
(1)伤风：即仲景中风伤卫之证。初起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宜解肌散表法。
(2)冒风：风邪冒于皮毛，未传经人里，轻为冒，重为伤，叉重则为中。证见恶风，微热，鼻塞声重，头痛，咳嗽，脉来襦滑而不浮缓，宜微辛轻解法。
(3)中风：如矢石之中人，骤然而至，可见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或喎斜舌强，痰响喉间等证。分中经、中络、中腑、中脏治之。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经也，用顺气搜风法；口眼喎斜，肌肤不仁，邪在络也，用活血祛风法；昏不识人，便溺阻隔，邪在腑也，用宣窍导痰法，益以百顺丸治之；神昏不语，唇缓涎流，邪在脏也，亦宜宣窍导痰法，佐以牛黄清心丸治之。
(4)风寒：凤寒为病，而较风为重，寒热头痛，汗出不多，或咳嗽或体痠，脉来浮大，或兼弦紧，宜辛温解表法。
(5)风热：春应温而过热，为非时之气，所感之者，即为风热。其初起寒微热甚，头痛昏，或汗多，或咳嗽，或目赤，或涕黄，舌起黄苔，脉来浮数，当用辛凉解表法。
(6)风温：春夏之交，病如伤寒，为风温。其证头痛，发热，微汗，恶风，骨节烦疼，体重微肿，小便欠利，脉来浮缓，宜用两解太阳法。
(7)寒疫：春应温而反寒，病之者皆相同，是为寒疫。初起头痛、身疼，寒热无汗，或作呕逆，人迎之脉浮紧，宜用辛温解表法。
（二）夏令时病
1.伏气为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是为伏气为病。
(l)飧泄：致病之由，乃风邪也，木胜也，寒风也，脾虚也，伏气也。良由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失条达，郁伏于脾土之中，中土虚寒，则风木更胜，而脾土更不主升，反下陷而为泄也。当春升发之令而不得发，交夏而为斯证矣。其脉两关不调，或弦或缓，肠鸣腹痛，完谷不消，宜以培中泻木法治之。飧泄之病，属虚者多，属实者少。
(2)洞泄：风木之邪，留连既久，木气克土，则仓廪不藏而为洞泄。其证脉象软缓乏力，或关脉兼弦，身重神疲，肢体懈怠，下利清各，小便短赤，用培中泻术法加苍术、泽泻冶之。
(3)寒泻：感受乎寒，寒气内袭于脾，脾阳虚而不司运化，清阳下隐而为便泻。所下澄彻清冷，俨如鸭粪，腹中绵痛，小便清白，脉来缓急近迟，宜暖培卑监法去西潞、益智，加术香、查炭治之。
(4)火泻：即热泻。卒暴注泻，泻出如射，粪出各谷道，犹如汤热，舡门焦痛难禁，腹内鸣响而痛，痛一阵，泻一阵，泻后复滞，脉必数至，舌必苔黄，尿必赤涩，口必作渴，宜用通利州都法去苍术，加芩连治之。
(5)暑泻：长夏暑湿之时，患泻者多为暑泻。泻出稠粘，小便热赤，脉来濡数，其或沉滑，面垢有汗，口渴喜凉，通体热似火炎，宜用清凉涤暑法。
(6)湿泻：湿侵于脾，脾失健运，不能渗化，致阑门不克泌清别浊，水谷并入大肠而为湿泻。脉来缓涩，泻水而不腹痛，胸前痞闷，口不作渴，小便黄赤，亦或有腹中微痛，大便稀溏之证，宜通利州都法。
(7)痰泻：因痰而致泻，其脉弦滑，胸腹逃闷，头晕恶心，神色不瘁，或时泻，或时不泻，宜以化痰顺气法治之。
(8)食泻：即胃泻。脾为湿困，不能健运，阳明胃腑，失其消化，食积太仓，遂成便泻。其脉气口紧盛，或右关沉滑；其证咽酸嗳臭，胸脘痞闷，恶闻食臭，腹痛甚而不泻，得泻而腹痛遂松，用查曲平胃法治之。又有饮泻，水渍于胃而然，宜用增损胃苓法，去厚朴、苍术，加白术、甘草治之。
(9)风痢：春令伤乎风邪，风术内干，损其胃气，则上升清阳之气，反内陷而为飧泄，久则传太阴而为肠澼，因风而致，故谓之风痢。其证先作泻而后作痢，脉象每见沉小而弦，腹微痛而有后重，似肠风而下清血。体素寒者，宜用培中泻木法，加木香、苍术治之；素热者，宜本法去吴芋、炮姜，加芩、连、煨葛治之；胸闷尿赤者，佐赤苓、泽泻，吞酸嗳腐者，佐山楂、厚朴。
(10)寒痢：困热贪凉，过食生冷，而致泻痢，其证腹痛后重，痢下白色，稀而清腥，脉迟苔白，宜用暖培卑监法佐山楂、木香治之。寒痢亦有便赤色者。
(11)热痢：起于夏秋之变，热郁湿蒸，人感其气，内于脾胃，脾不健运，胃不消导，热挟湿食，酝酿中州，而成滞下，脉滑数有力，里急后重，烦渴引饮，喜冷畏热，小便热赤，痢下赤色，或如鱼脑，稠粘而秽，宜清痢荡积法，亦以楂肉、槟榔治之。
(12)湿痢：腹绵痛而后坠，胸痞闷而不渴，不思谷食，小便清白，或微黄，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脉缓近迟，宜温化湿邪法加木香治之。
(13)噤口痢：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也，拟用调中开噤法，细别其脉而治之。
(14)水谷痢糟粕脓血杂下，腹中微痛，登圊频频，饮食少餐，四肢困倦，脉细缓无力，
或关部兼弦，此因脾胃虚寒，宜暖培卑监法治之。
(15)休息痢：下痢屡发屡止，久而不愈，面色萎黄，脉形濡滑，当审其因而治之。
(16)五色痢：五色脓血相杂而下，有虚有实，分别治之，虚则宜用补火生士法，实则宜用清痢荡积法。
2.新感为病：夏伤于暑而为病，谓之新感。
(1)伤暑：阴暑者，因热而纳凉得之，其脉浮弦有力，或浮紧，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不烦，肌肤大热而无汗，宜辛温解表法去防风，加香茹、藿香治之；阳暑者，劳务于烈日下而得之，其脉浮洪有力，或洪数，面垢喘咳，壮热心烦，口渴欲饮，蒸蒸自汗，宜用清凉涤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石膏、洋参治之。
(2)冒暑：偶然感冒暑邪，较伤暑为轻，其证头晕，寒热，汗出，咳嗽等，宜以清凉涤暑法加杏仁、蒌壳治之。
(3)中暑：即中暍。突然闷倒，昏不知人，躯热汗微，气喘不语，牙关微紧，脉洪濡，或滑而数，宜清暑开痰法。若手足厥冷，名暑厥，宜用苏合丸或来复丹，或以蒜水灌之，继进却暑调元法为治。
(4)暑风：暑热极盛，金被火刑，木无所畏，风从内生，卒然昏倒，四肢抽搐，神识不清，脉多弦劲或洪大，或滑数，拟用清离定巽法佐以郁金、川贝治之。
(5)暑温．较阳暑轻可，右脉胜于左部，或洪或数，舌苔微白，或黄而润，身热有汗．或口渴，或咳嗽，用清凉涤暑法加减治之。
(6)暑咳：暑热入肺而为咳，脉濡滑而为数，两寸有力而强，咳逆乏痰，或身热口渴，或胸闷胁痛，宜清宣金脏法加滑石、甘草治之。
(7)暑瘵：暑月骤然吐血衄血，头目不清，烦热口渴，咳嗽气喘，脉浮取则洪，中取则空，沉取复有。体实者，用清宜金脏法加枯芩、黑栀治之；体虚者，以祛暑调元法去石膏、半夏、粳米，加鲜地、鲜斛、鲜藕节治之。
(8)霍乱：在夏秋为多。得之于风、寒、暑、热、饮食生冷之邪，杂糅交病于中，其证呕吐泻利，腹中大痛，脉多微涩，或沉或浮，或大或虚，宜治乱保安法加减主之。
(9)痧气：体气不实，偶触粪土污秽之气，即腹痛闷乱，名白痧。但不尽六气所触，总宜芳香化浊法治之。
(10)秽浊：多发于夏秋之间，天暑下逼，地湿上腾，暑湿交蒸，更兼秽浊之气，交混于内，人受之，由口鼻而入，直犯膜原。初起头痛而胀，胸脘痞闷，肤热有汗，频欲恶心，脉带钝者是也。然有暑湿之分，均宜芳香化浊法治之。
(11)疰夏：每逢夏秋之交，日长暴暖，忽然眩晕，头疼，身倦，脚软，体热食少，频频呵欠，心烦自汗，宜以金水相生法治之。
(12)热病：较晚发更发于晚，比诸温更伙于深。初病即发热汗出，口渴心烦，不恶寒而反恶热，脉来洪大，宜清凉透邪法，热势不衰，继而清凉荡热法。
(13)霉湿：梅雨之时，胸痞腹闷，身热有汗，时欲恶心，右脉极钝，舌苔白滑，为霉湿，宜以芳香化浊法治之。若太阳、少阴同病，而身痛腰疼，恶寒发热，宜用二活同祛法。
（三）秋令时病
1.伏气为病：夏伤于暑，秋必痎疟，谓之伏气为病。
(1)诸疟：谓夏夸伤于暑邪，甚者即患暑病，微者则舍于营，复感秋气凉风，与卫并居，则暑与风凉合邪，遂成疟矣。疟之为病，非止一端，当分暑疟、风疟、寒疟、湿疟，瘴疟、瘅疟、牝疟、痰疟、食疟、痉疟、鬼疟、虚疟、劳疟、疟母、三日疟等而分治之（具体脉证治法从略）。
(2)伏暑：亦谓秋时晚发。是时凉风侵袭肌肤，新邪欲入，伏气欲出，以致寒热如疟，或微寒，或微热，其脉必滞，其舌必腻，脘痞气塞，渴闷烦冤，每至午后则剧，人暮更剧，热至天明得汗，则诸恙稍缓。日日如是，必至二三候外，方得全解，宜用清化温化法。
(3)秋暑：秋感暑热之气，即为秋暑，壮热烦渴，蒸蒸自汗，脉象洪濡或数，宜清凉涤暑法。
2.新感：秋伤于湿而为病。
(1)伤湿：伤于表者，证见头胀而痛，胸前作闷，舌苔白滑，口不作渴，身重而痛，发热体疲，小便清长，脉浮而缓，或濡而小，宜辛散太阳法去桂、豉，加苍、朴。伤于里者，证见肌肉隐黄，脘中不畅，舌苔黄腻，口渴不欲饮水，身体倦怠，微热汗少，小便短赤，脉沉而缓，宜通利州都法。
(2)中湿：痰涎壅塞，忽然昏倒，抻识昏迷，与中风颇似，但其脉沉缓、沉细、沉涩之不同，且无口眼喎斜，不仁不用之各异，为湿热生痰，昏冒之证，宜以增损胃苓法去猪苓、泽泻、滑石，加苏子、制夏、远志、菖蒲治之。
(3)冒湿：得之于早晨雾露，云瘴山岚，或天阴淫雨，晴后湿蒸。初受其气者，似乎有物蒙之，首如裹，遍体不舒，四肢倦怠，脉来濡缓，宜用宣疏表湿法。
(4)湿热：其证身热有汗，苔黄而泽，烦渴溺赤，脉来洪数，当用通利州都法。
(5)寒湿：伤湿又兼寒，即为寒湿。证见头有汗而身无汗，遍身拘急而痛，不能转侧，近之则痛剧，脉缓近迟，小便清白，宜以辛热燥湿法治之。
(6)湿温：夏末秋初，湿邪盘踞于气分，酝酿成温，尚未化热，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无胸痞，舌苔白，或黄，口渴不引饮，宜用清宣温化法去连翘，加厚朴、豆卷治之。
(7)秋燥：燥属凉，始客于表，头微痛，畏寒咳嗽，无汗鼻塞，舌苔白薄者，宜苦温平燥法。
（四）冬令时病
1.伏气为病：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伏气为病。
(1)痰嗽：因痰而致嗽，其脉必见弦滑，或见微紧，右寸关必较余部不调，舌苔白润，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宜以加味二陈法治之。
(2)干咳：乏痰而咳逆，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间干痒，咳甚则胸胁引疼，脉沉而劲，舌苔白薄而少津，当用温润辛金法治之。
2.新感：冬伤于寒而即病。
(1)伤寒：立冬至立春之间，伤于寒水之经，其证头疼身痛，寒热无汗，脉来浮紧，宜用辛散太阳法去前胡、红枣，加紫苏、葱白治之。
(2)中寒：交一阳之后，时令过于严寒，突受寒淫杀厉之气，卒然腹痛，面青吐泻，四肢逆冷，手足挛倦，或昏闭身凉，或微热不渴。三阴中寒，皆以甘热祛寒法治之。
(3)冒寒：偶因外冒寒邪，较伤寒为轻，比中寒甚缓，遍体痠疼，头亦微痛，畏寒发热而乏汗，脉象举之有余，宜辛温解表法治之。
(4)冬温：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感之而即病，其证头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恶寒而恶热，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痛，宜用辛凉解表法随证治之。
从以上对雷氏时病概念的简要摘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新感与伏气，不仅以证候的轻重且必以时令节候为依据。
三、《伤寒论》统治六气为病
雷氏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非仅为寒邪而设，而统治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邪。他说：“凡六淫之邪为病者，皆必先伤于寒水之经，故曰伤寒。今人都以寒水之寒字，误为寒热之寒，若此则伤寒之书专治寒邪，而风暑燥湿火了不干涉矣。殊不思长沙首列桂枝汤以治风，明明指人统治六气，而非仅治一寒邪之意，于此已露一斑。若果专治寒邪，理当列麻黄汤、附子汤、四逆、理中等汤为先，而不列桂枝汤为首也。况又有白虎汤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湿，炙甘草汤以治燥，大小承气以治火，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时贤又谓伤寒论六经，温热论三焦，此两句书，更为印定眼目。不知邪气伤人，皆由表而人于里，惟温疫之气，秽浊之气，乃论三焦可也，以其气从口鼻而人，先扰于上，次传中下，除此而外，则风寒暑湿燥火，无不尽从表入，况李彣谓‘太阳行身之表，外邪皆得伤之。’其伤寒之书，能统治六气者，可无疑矣。凡学治耐病者，必须读仲景伤寒论，参读时贤之书，考古酌今，则胸中自有风寒暑湿燥火之界线，若不读仲景之书，而专读时贤之书，真所谓舍本求末矣。”
雷氏认为《伤寒论》统治六气之邪为病是完全正确的，但其论证苍白无力，甚为牵强。
四、治法与治案独具特色
雷氏在时病的治疗上，一反“××汤主之”的旧倒，而突出其治疗原则，实可为后学之法。如春温病初起头身皆痛，寒热无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脉息举之有余，或弦或紧，寻之或滑或数，此宜辛温解表法为先；倘或舌苔化燥，或黄或焦，是温热已抵于胃，即用凉解里热法；如舌绛齿燥，谵语神昏，是温热深踞阳明营分，即宜清热解毒法，以保其津液也；如有手足瘛疭，脉来弦数，是为热极生风，即宜却热息风法；如或昏谵不知人，不语如尸厥，此邪窜人心包，即宜祛热宣窍法。此中之辛温解表法、凉解里热法、清热解毒法、却热息风法、祛热宣窍法，在雷氏书中，既是治疗原则，又是具体方药，与诸家皆不同，其意当在突出治疗原则。原则一定，其具体方药虽有差异，则绝不会犯虚虚实实之戒。
其临证治案，固然在验证理论之正确，然雷氏之意却重在“治其变”。“知常易，达变难，苟能知其常而达其变，则时病不难治矣。如冒风，乃较伤风更为轻浅之疾，其证恶风微热，鼻塞声重，头痛咳嗽，脉濡滑，宜用微辛轻解法治之。城西孙某，感冒风邪，丰用微辛轻解法加杏仁、象贝治之，服二剂，复来赶请，谓方药无灵，病忽益剧，息贲胸闭，鼻衄如泉。即往诊之，寸脉皆大，沉按滑数而束。丰日：此风痰壅闭于肺，化火却络之证也。方中并无补剂，何得加闭？又无热药，何得动衄？询其日昨所食之物，乃火酒下鸡。夫鸡乃关风之物，酒为助火之物，宜乎增剧，无怪方药。遂用金沸草汤去细辛、荆芥，加葶苈、杏仁降肺气以开其闭，黄芩、栀炭清血热而止其衄。连服三煎，即中病机。若以查肉、鸡金消其积，葛花枳椇解其酲，便是刻舟求剑矣。”
一般来说，雷氏所称之冒风，乃轻恙小疾，然亦不可过于轻忽。此案之病益剧，雷氏从饮食上找到了根据，此则为达变，无怪方药，则为知常。
第七节柳宝诒与《温热逢源》
柳宝诒，宇谷孙，号冠群，江苏江阴人。生于1842-1901年，著有《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治验录》、《惜余医案》、《仁术志》和《温热逢源》等著作。《温热逢源》系柳氏研究急性热病学的代表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选注《内经》、《难经》、《伤寒论》中有关急性热病的原文，中卷辨证周禹载、蒋问斋、张石顽、吴又可四家温病论著，下卷阐发自己对急性热病的基本观点。
总观全书，柳氏对急性热病的基本观点有四：
急性热病有伏气与暴感之不同
柳氏认为，急性热病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冬令受寒，随时而发的伤寒，一为郁久而发的温病。温病又可分为两证：一为随时感受温邪的暴感（新感）温病，一为伏气内发之温邪温病。他说：“伏气发温之病，惟冬伤于寒，故温病，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所受之寒，断无伏于肌肤之理。其肾气未至大虚者，倘能鼓邪外达，则由少阴而达太阳，病热浅而轻。若肾虚不能托邪，则伏于脏而不得外出，病即深而重。”“原其邪之初受，盖以肾气先虚，故邪乃凑之而伏于少阴。逮春时阳气内动，则寒邪化热而出，其发也，有因阳气内动而发者，亦有时邢外感引动而发者。”伏气发病，随时而变，热之轻者为温，热之重者为暑。暑与热本无分别，暑即温之变名。柳氏认为，邪气伏于少阴，而不伏于他处。他说：“张石顽谓温邪之发必由少阳；陆九芝谓温热病必发于阳明；陈平伯则以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吴叉可叉以膜原为伏邪之所。诸家所论，虽亦各有所见，但只举温病之一端，而不可以概温病之全体。”若论伏邪之处，必在少阴，若论所其发，则随气而动，不可将伏邪与所发混为一谈。
伤寒与温病，皆为人受寒邪，其为病必化热，故都属急性热病。但伤寒为随时而发者，其病自外而入内，若久伏而发之温病，则自内而达外，其发病的途径不同。只就温病言，或由三阳而出，或由肺胃，必乘经气之虚，路径多歧，随处可发。
伤寒温病，均须按六经辨证
他说：“凡外感病，无论暴感伏气，或由外而人内，则由三阳而传人三阴；或由内而达外，则由三阴而外出三阳。六经各有见证，即各有界限可凭。治病者指其见证，即可知其病之浅深。问其前见何证，今见何证，即可知病之传变。伤寒如此，温病何独不然。《素问热病论》，仲景《伤寒论》均以此立法，圣人复起．莫此易也。近贤叶氏，始有伤寒分六经，温病分三焦之论，谓出河间。其实，温热病之法，至河间始详。至温病分三焦之论，河间并无此说，其书具在，可复按也。厥后吴鞠通著《温病条辨》，遂专主三焦，废六经而不论。……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由此可以说明，柳氏是主张急性热病均拄六经而辨证施治的。
债气温病的辨治
1.温病初发，脉象舌苔本无定。他认为，《难经》所说的温邪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其语空灵活泼，最合病情。盖其行动，初无一定之径，外无一定之证，故其脉无一定之脉。前人谓右脉仅大于左，此指邪热之达于肺胃者也。邪热郁于少阴，或连及厥阴，而弦数之脉，见于左手关尺者甚多。更有邪机深伏，郁湮不达，病象颇深，脉象转见细弱不鼓，及至伏邪化热，脉络渐见浮硬。此由肾气先亏，不能鼓邪外出，故脉如此，其证必非轻浅。至舌苔之色，必邪在胃中蒸郁，其浊气上熏乃生苔，若邪伏阴经，不涉胃腑，则虽邪热已剧，仍不见有舌苔也。舌本为心、脾营气所结，故营分有热，舌底必绛；心火亢盛，舌尖必红。然邪深伏下焦，而舌底不见紫绛者，间亦有之。造邪热郁极而发，脉之细弱者忽变而浮大弦数；舌之淡白者，倏变而灰黑干绛；则势已燎原，不可响迩。至此而始图挽救，恐热邪炽盛，脏腑枯烂，虽有焦头烂额之客，而已无及矣。所以医生必须细察见证，再合之色脉，乃有把握。若徒执脉象、舌苔，而求病之寒热、浅深，则误者多矣。
2.伏温从少阴初发证治。伏温初发之证，外虽微有形寒，而里热炽盛，不恶风寒，骨节烦疼，渴热少汗（初起少汗，至阳明刚多汗矣）。用药宜助阴气，步步顾其阴液，当用黄芩汤加豆豉、元参。盖黄芩汤为清泄里热之专剂，豆豉人肾经，宣发少阴伏邪；元参以补肾阴，一面泻热，一面透邪，为温邪初起，邪热未离少阴者之至当不易之法。
3.伏温由少阴外达三阳证治。肾气不至虚馁，则邪不能容而外达。其最顺者，邪不留恋于阴，而径出于三阳，而现三阳经证。太阳则恶寒发热，头项疼，腰脊强，治宜香豉、黄芩合阳旦汤（桂枝汤）。阳明则壮热鼻干，不得卧，治宜香豉、黄苓、葛根、知母等味。少阳则寒热往来，口苦胁痛，治宜黄芩、香豉、柴胡、山栀等味。
4.伏温热结胃腑证治。若中焦挟有形食积浊痰，则无形之邪热每每乘机入胃。热结于中，而为可攻之证。热在于经，属无形之热，其证烦渴多汗，狂谵脉洪，此为白虎汤证。若热结于腑，则齿垢唇焦，哺热，舌苔焦黄，神昏谵语，脉沉宴，此为敢气汤证。
5.伏温上灼肺金发喘逆咯血咳脓证治。少阴之系，上连于肺，邪热由肾系上逆于肺，则见肺病。亦有热壅于胃，上熏于鬲，则热邪由胃而炎及于肺。肺中津液熏灼成痰，阻窒肺隧，每多痰咳；肺络不通，则胸胁刺痛；热郁日甚，则痰秽如脓，或咳红带血，治宜清泄肺胃，轻则苇茎汤，鲜石斛、鲜沙参等味。一般可用麻杏石甘汤，越婢汤、大小青龙汤、清燥救肺汤等，可随证选用，滋腻、温燥之品均在禁忌。
6.伏温内燔营血发为吐衄便红等证治。邪热燔灼于营分者，血为热扰，由肺络溢出为咳血，由吐而出为吐血，上行清道为鼻衄、齿衄；下行浊道为溲血、便血。邪重者，宜凉血泄邪，如犀角，地黄、栀子、丹皮、银花、连翘、茅根、侧柏等；血虚者，宜养血清热，如生地、芍药、栀子、丹皮、阿胶、元参等。若有瘀血停留，则宜仿曹仁伯清瘀热汤法（旋复花、新绛、葱、苇茎，枇杷叶）而随证加减用之。
7.伏温外窜血络发斑疹喉痧等证治。邪热郁于血络，不得外达，其在于肺，肺主皮毛，可发为疹；其在于胃，胃主肌肉，可发为斑。无论斑或疹，总以清营透邪、疏络化斑为主。又有一种烂喉丹痧，发热一二日，头面胸前，稍有痧疹见形，而唯中已糜烂矣。其急者，一二日即见坏证，每多不救，可用鲜生地、丹皮、银花、元参、豆豉、薄荷等清营泄热。总之，化斑汤、玉女煎等方可随证选用。
8.伏温伏热内陷手足厥阴发痉厥昏蒙等证治。若伏邪已动，而热象郁滞，即窜人厥阴者，在手厥阴则神昏谵语，烦躁不寐，甚则狂言无序，或蒙闭不语；在足厥阴则抽搐蒙痉，昏眩直视，甚则循衣摸床。凡遇此等重证，第一先为热邪寻出路，如在经者，从斑汗解；在腑者，从二便出。至照顾正气，转在第二层。凡热重昏谵，至夜增剧，舌底绛色，此热灼于营也，以犀角地黄汤为主方。烦躁不寐，口渴舌板，神情昏扰，热郁于上也，以凉膈散为主方。神志烦乱，小溲赤涩，舌尖干红，热劫心阴也，导赤各半汤为主方。面赤神烦，大渴多汗，热燔阳明之经也，白虎汤为主方。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唇焦齿垢．舌刺焦黄者，热结阳明之府也，以三承气汤为主方。又如热蒸痰升，蒙闭神明者，加用至宝、紫雪、菖蒲汁之类。痉掣搐搦，肝风升扰者，加用羚羊角、钩藤、石决明之类。此为劫邪之一面。至若扶正，可用西洋参、生地、白芍、石斛、沙参、麦冬等。随证选用，以甘凉养津。总之，此等证情，以祛邪扶正两意为提纲。
9.伏温挟湿内陷太阴发黄疸肿胀泄利等证治。湿热蕴于太阴者，初起不显湿象，但觉热象蒸郁不扬，脘闷口甜，仍可纳谷，舌上不见浊苔或发黄，或腹满肢肿，或则泄，或便秘，或呕恶，或小水赤涩，甚至热郁日深，脾营受伤，则舌底绛色，或薄苔罩灰黄而不甚燥。治此者，必须将太阴之湿与少阴之热，孰轻孰重，细细较量，再看其湿热所伤，或为脾气，或为脾阴，其兼挟之病，或为痰积，或为瘀滞，均宜细细分析，方可用药。至用药之法，须得轻、清、灵三宇俱全，冀其缓缓疏化。
对湿热诸家之辨正
1.辨正周禹载温热暑病各条。柳氏虽曰“辨正周禹载温热暑病各条”，实则惜周氏之论而阐发他对温热暑疫等病的观点。他说：“温热治法，自仲景以后，无一人得其门径。至河间始有清泄邪热之法，与仲景黄芩白虎之治，先后同符。惜其于疏邪化热诸法，犹未能随证变化，曲尽病情也。”其论暑病曰：“春时温病，有伏气暴感两种之不同，夏日之热病亦然。……暑病即伏气发于夏月之病名也。仲景恐与夏月暴感之病相混，故于暴感者另立暍病之名，以别于伏气所发之暑病，亦即苦心而为分明矣。……暑病则无论暴感伏气，均可以伏气为主方，治法相同，则议论尤易混淆也。”
2.辨正蒋问斋医略伏邪篇。柳氏谓：“蒋氏之伏邪篇，历引《内经》、仲景之文，既详且各，惜其羼入吴又可募原论，谓伏邪即与瘟疫同条共贯，蒋氏不能细加审别，谓伏邪论中，每每将募原之说牵涉搀混，致学者转有多歧之感。”
蒋氏认为：伏邪者，冬寒伏于募原之间，化热伤阴，表里分传，多为热证。而柳氏认为“暑秽之邪，从口鼻吸受者，由肺胃而伏于募原，至秋令凉气外袭，则发为伏暑。冬寒之邪，从皮毛袭人者，由太阳而伏于少阴，至春令温气外达，则为伏温暑温两病，其病源见证，截然两途。吴又可所论温疫病原，都属暑秽之邪。蒋氏乃谓冬寒伏于募原，是将温暑两邪，混为一病。”
3.辩正张石顽伤寒绪论温热各条。柳氏说：“张路玉于正伤寒外，详列四时外感、类伤寒各病，并采辑各家之说，备著于篇，其论亦至悉矣。惟篇中于冬温、春温、温疫等证与温热病，未能寻源溯流，条分缕析，学者眩焉。”
张氏认为：伤寒病，两感者少，“惟温病热病居多，以温热从少阴发太阳，即是两感乏证。”柳氏辨正说：“石顽每谓温病亦必由少阳而发，初起以柴胡为主方（“凡温病之发，必大渴烦扰，胁满口苦，不恶寒反恶热，脉气口反盛于人迎，明系伏邪自内达表，必先少阳经始。若因客寒而发者，宜小柴胡随所见经证加减。”）而此处又谓少阴出太阳，可知其于温病，未能明辨其源，故论治亦无确见也。且两感证是内外合邪，温热病是由内达外，其外而见证虽同，而病之来源各异，本不可同日而语也。”又谓：“惟谓伏邪外达，必由少阳，则囿于旧说，不切病情。”
4辨正吴又可瘟疫论各条。柳氏认为，吴又可所论之温疫诸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所可议者，“开手即谓瘟疫秽浊之邪，由口鼻吸受，藏于募原而发，将伏气化温之病，概行抹煞。并疑《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语为不足凭。”“至所叙初起病情，以及舌苔脉象，大略是暑温浊邪蒙蔽中焦之证，与疫病恶毒之邪，沿门阖户，如霍乱、烂喉、捻颈等险恶之证．传染不已者，亦不相同。然则又可所指之温，既来得伏邪之真谛，所论之疫，又末得疫证之全体，似无足取矣。然又可当明季兵荒洊至之时，确有是病，以此治病，确乎有效，乃以其所阅历者著为此论。虽不免有粗疏之弊，亦岂不客一概屏弃。”因此，他认为，从口鼻吸受者，必系暑温秽浊之邪，而吴氏却谓温疫之邪，从口鼻而人，于人手之初，不能分析清楚，混称日瘟疫，致后人相沿遗误，不容不辨。他说：“吴氏所列治法，于表证多用温燥劫阴之剂，与伏气发温先伤阴分之病，甚不相宜。至所论里证治法，都与伏温相合，可以取法不少。缘吴氏当日所见之证，仍属伏气居多，所论病情，亦多伏气之候。只以病源未澈，识见不真，复有暑温之邪夹杂而发者，淆乱其间。故论中每有病情确属伏温，治法亦合，而立论皆以疫邪为名者，此则吴氏立说之卤莽也。”
第八节何廉臣与《重订广温热论》
何炳元，字廉臣，浙江山阴人，生于1860-1929年，撰有《重订广温热论》、《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著作。
《广瘟疫论》为清戴天章著作，后经陆九芝删订，改为《广温热沦》。何廉臣在《广温热论》的基础上，“缺者补之，讹者删之”，重加订正，而为《重订广温热论》。其绪言云：“其书明是论温热，而其书名则曰广瘟疫；篇中或称疫病，或称时疫，或单称疫，一若自忘其为论温热者。是伤寒之与温热，北山能辨之，而温热之与瘟疫，北山亦混之矣。余受其论之精，而惜其名之误，乃于凡所称时行疫病者，悉改之日温热，或日伏邪。”是知何氏对戴氏原著不仅有所补删，且多有改动。由是，《重订广温热论》而成为何氏论述伏气温病学之专著了。他说：“此书专为伏气温病而设，非为新感温暑而言。”“前哲发明新感温热者，如叶氏香岩之论温二十则，陈氏平伯之风温病篇，吴氏鞠通之温病条辨，张氏凤逵之治暑全书，立说非不精详，然皆为新感温暑而设，非为伏气温热而言。即江本载薛生白湿热病篇，亦属暑湿相搏之一种。他如张石顽伤寒绪论，周禹载温热署疫全书，陈索中寒温条辨，虽辨明伏气温热，惜皆语焉而不详。”有鉴于此，何氏探讨了历代医家对伏气温病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就，撰成《重订》一书，对伏气温病学说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大胆的创新。兹就主要成就分析如下：
伏气温热，四时皆有
何氏认为，温热病即是伏气病，亦即伏邪为病。病之发作，往往因新感而发，所谓新邪引动伏邪，因风邪引动而发的，曰风温，或曰风火；因寒邪引动而发的，曰冷温，或曰客寒包火；因暑邪引动而发的，曰暑温，或曰暑热；因湿邪引动而发的，曰湿温，或曰湿遏热伏；若兼秽毒者，曰温毒，其证有二：一为风温时毒，一为湿温时毒。这是根据兼证而命名的。若根据时令，则其发于春者曰春温，或曰春温晚发；发于夏者，曰夏温，或曰热病；发于秋者，曰秋温，或曰秋时晚发，或曰伏暑；发于冬者曰冬温，或曰伏暑冬发。其病萌于春，盛于夏，极于秋，衰于冬。间亦有盛于春冬者，然总以盛发于夏秋为多。
伏气温热与新感温热不同。他认为，新感温热，邪从上受，必先由气分陷入血分，里证皆表证侵入于内也。伏气温热，邪从里发，必先由血分转入气分，表证皆里证浮越于外也新感轻而易治，伏气重而难疗。这就是伏气温热与新感温热的鉴别要点。他认为：“医必识得伏气，方不至见病治病，能握机于病象之先。
伏气温热皆是伏火
何氏认为：“凡伏气温热，皆是伏火，虽其初感受之气有伤寒、伤暑之不同，而潜伏既久，蕴酿蒸变，逾时而发，无一不同归火化。”并引王秉衡之语曰：“风寒暑温，悉能化火，血气郁蒸．无不生火，所以人之火证独多焉。”
伏气温热有湿火与燥火之不同，此为伏气温热之本病。
凡湿火证，发于夏至以前者为湿温，夏至以后者为湿热，发于霜降立冬后者为伏暑夹
湿，其邪必伏于膜原。初起邪在气分，当分别热多湿多。其人中气实，而热重于湿者，则发于阳明胃肠；中气虚，而湿重于热者，则发于太阴肺脾。湿多者，其舌苔必白腻，或白滑而厚，或白胎带灰，兼粘腻浮滑，或白带黑点而粘腻，或兼黑纹而粘腻，甚或舌苔满布，厚如积粉，板贴不松。脉息模糊不清，或沉细似伏，断续不匀。神必沉困嗜睡，证必凛凛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膈痞满，渴不引饮，或竟不渴；午后寒热，壮若阴虚；小便短涩黄热，大便溏而不爽，甚或水泻。治法以轻开肺气为主，宜用藿朴夏苓汤，体轻而味辛淡者治之，启上闸，开支河，导湿下行，以为出路。热多者，其舌苔必黄腻，舌之边尖红紫欠津，或底白罩黄，混浊不清，或纯黄少白，或黄色燥刺，或苔白底绛，或黄中带黑，浮滑粘腻，或白苔渐黄而灰黑。伏邪重者，苔亦厚而且满，板贴不松，脉息数滞不调。证必神烦口渴，渴不引饮，甚至耳聋干呕，面色红黄黑混，口气秽浊；必胸腹热满，按之灼手，甚或按之作痛。宜用枳实、栀、豉合小陷胸汤，加连翘、茵陈之清芬，青子芩（姜水炒）、木通之苦辛，内通外达，表里两彻，使伏邪从汗、利而双解。渐欲化燥，渴甚脉大，气粗而逆者，重加石膏、知母，清肺气而滋化源；惟芦根、灯芯尤宜多用（先煎代水），轻清甘淡，泄热化湿，下行从膀胱而解，外达从白 而解，或斑疹齐发而解。
其燥火证，多燥而少湿，非特风温、暑温、伏暑、温毒之伏火证。火易就燥，即冷温、湿温之兼寒兼湿，而寒郁之久，必从火化；湿郁之极，必兼燥化也。其病四时皆有，而深秋初冬为尤甚，其邪必伏于血络。大凡肝络郁而相火劫液，液结化燥者，火盛则发于少阳胆经；风动则发于厥阴肝经；心络郁而君火烁阴，阴虚化燥者，上蒸则发于太阴肺经；下烁则发于少阴肾经，而无不累及阳明胃腑者，以胃主一身之津液也。初起邪在血分，当分别实火、虚燥。实火发自少阳者，必相火炽而营分火热。首犯胃经血分，其舌色必鲜红起刺，或鲜红而舌根强硬，或纯红而有小黑点，或纯红而有深红星，间有红点如虫碎之状者，或纯红而苔粘有裂纹，如人字、川字、爻字不等，或裂纹如直槽者。脉息弦滑而盛躁，或右大而左弦数。神多烦躁，甚或如醉如狂，搅乱惊窜。色必面色如朱，目白均现红丝。证必壮热而渴，不恶寒反恶热，目眩耳聋，口苦干呕，胸腹热甚，按之灼手，热汗时出，甚或发疹发斑，小便短数赤热，大便燥结。治法宜清解胆火之郁，救胃液之燥，以预防肝经风动。先用犀地桑丹汤清营透络，俾伏邪从斑疹而解，或从战汗而解。若斑疹或战汗出后，伏火犹炽，则用犀连承气汤合更衣丸急下之，使伏火从大便而解。如发自厥阴肝经者，必肝火炽而内风扇动，最伤胃家津液，其舌色焦紫起刺如杨梅，或舌苔两旁有红紫点，或舌紫而无苔有点，或舌红无苔而胶干，或泛胀而似胶非胶，或无液而干粘带涩。脉多弦紧搏数，神多昏沉蒙闭，或如痴如醉，尸厥不语。证必热深厥深，咽干舌燥。头面动摇，口噤齿齘，腿脚挛急，时发瘛疭，甚或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或肠燥拘急，有似硬梗，按之痛甚，卷曲难伸；冲任脉失营养，当脐上下左右，按之坚硬，动跃震手，虚里穴及心房亦必动跃异常。治法宜急救血液之燥，熄风火之亢，以预防阴蝎阳越．急用犀羚二鲜汤或滋液救焚汤，重加瓜霜紫雪丹，先清其神而熄风，继用龙胆泻肝汤或平阳清里汤，成苦寒降以泻火，采用阿胶鸡子黄汤或三甲复脉汤，滋明液以救肝阳。虚燥从伏邪伤阴，阴虚生火，火就燥而成。如发于太阴肺经者，必君火被内风相煽，蒸肺津而消胃液。其舌必嫩红而干，或绛底浮白，舌形胖嫩，甚或舌苔红中有小糜点。脉多右浮大无力，左弦数无力，甚则细劲。神多困倦，或仅烦躁。证多头昏心悸，咽干喉燥，气喘咳逆，或于咳无痰，即有稀痰，亦粘着喉间，咯吐不襄，或痰中间有红丝红点，睡时不能仰卧，仰卧即气逆而咳，咳则心下煽动，或只能例卧一边，翻身则咳不休；朝凉暮热，少气薄力。治法宜清金制木，像肺和胃为首要，如清燥救肺汤加岩制川贝，葛氏保和汤加润肺雪梨膏之类，以润燥而止咳。若燥回咳减．而发热部不休者，则以青蒿鳖甲煎合顾氏清金散，以退阴分伏热，而平其气咳。大势轻减后，当以顾氏保阴煎善其后。如发自少阴肾经者，必君火与真水不交，水愈亏则火愈旺。其舌多嫩红而燥，或舌心虽黑无甚苔垢，或舌本枯而不甚赤。脉多右大无力，左弦细数，甚或沉细涩数，或浮大革数。神多虚烦，甚或惊悸，或极疲倦。证多梦遗精滑，或梦与鬼交，潮湿盗汗，平旦病减，午后病增，口于舌燥，颧红唇赤，五心烦热，腰酸足冷，甚或骨痿于床，气浮而咳，或气喘而促，或头晕咽痛，大便多秘，或反溏滑，小便短数，溺有余沥，或精随溺而带出。治法宜滋阴润燥，交济心肾为首要，周氏新加六味汤为主之，间有可用六味加犀角汤者。若济君火，则加枸杞、元参；若输肺金，则加生麦散；火甚者，加黄柏、龟板，或专用丹溪大补阴丸滋阴潜阳，以苦寒增生气而坚阴，较六味地黄汤更优。
湿火、燥火是何氏辨治伏气温热病的两大纲，尚有兼、央、复、遗。兼谓伏耶兼他邪，二邪兼发，如兼风、兼寒、兼暑、兼湿、兼燥、兼毒、兼疟、兼痢等之不同。治法以伏邪为重，他邪为轻。夹谓伏邪夹实、夹虚，二邪夹发，如夹痰水、夹食滞、夹气、夹郁、夹蓄血等邪属宴者，则以夹邪为先，伏邪为后，盖清其夹邪，而伏邪始得透发，透发方能传变，传变仍可解利也。夹脾虚、夹肾虚、夹诸亡血等属虚者，则以治伏邪为主，养正为辅，盖邪留则正益伤，故不可养正遗邪也。如夹哮喘、夹心胃痛、夹疝气诸旧病，则但治伏邪，旧病自己，盖旧病乃新邪所迫而发。复谓复作。温病复证，有复至再三者，皆由病人不讲卫生，病家不知看护所致。每见屡复之后，多有酝成四损（气、血、阴、阳）四不足者（气、血、阴、阳）。复作有劳复、食复、自复、怒复的不同。遗谓余邪未尽，或由失于调理，或由不知禁忌所致，如发肿、皮肤早错、发疮、发痿、发蒸、耳聋、发颐、额热、咳嗽、自汗盗汗、惊悸、怔忡、不寐、妄言、语蹇、昏沉、喜唾、不食、不便、腹热、下血、遗精等。
治疗温热伏邪的八法
何氏认为，温热病首用辛凉以透解，次用苦寒以清里，终用甘寒以救液，此治温热本病初、中、末三法。然有兼、夹、复、遗及妇人、小儿种种之不同，不得不多备方法以施治。他在总结业师樊开周与自己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把戴氏的五法扩充为八法，其间多有道前人之所耒道。
1.解表法：凡能发汗、发 、发疹、发斑、发丹、发痧、发痘等方，皆谓之解表法。温热病首贵透解其伏邪，而伏邪初发，必有着落。方着落在皮肉肌腠时，非发表则邪无出路，故发表法为治温热病之一大法。其意不专在乎发汗，而在乎开其郁闭，宣其气血。郁闭在表，辛凉芳淡以发之；郁闭在半表半里，苦辛和解以发之。阳亢者饮水以济其液；阴虚者生津以润其燥；气滞者宣其气机；血凝者通其络瘀。庶几有痔、疹、斑、 、痘等者尽发之，此则为透解。计有温热发汗、温热发 、温热发疹、温热发斑、温热发丹、温热发痧、温热发瘄、温热发痘等之不同。
2.攻里法：凡能降气、蠲痰、导滞、逐水、通痰、退黄、下胀、追虫等方皆谓之攻里法。攻里法者，解其在里之结邪也。结邪为病，所关甚大，病之为痞为满，为喘为肿，为闷为闭，为痛为胀，直无一不涉于结。里证总以解结为治，结一解而病无不去，岂但大便闭结、大肠胶闭、协热下利、热结旁流四者之邪结在里而必须攻以解结哉。苦寒泻火诸方皆属之。
3.和解法：凡属表里双解，温凉并用，苦辛分消，补泻兼施，平其复遗，调其血气等方，皆谓之和解法。和解法者，双方并治，分解其兼证、夹证之复方，调整复证、遗证之小方缓方也。虽名为和，实寓有汗下温清消化补益之意，此皆和解法之精微神妙变化无穷者也。计有双解表里、温凉并用、苦辛分消、补泻兼施，平其复遗、调其气血等之不同。
4.开透法：凡能芳香开窍，辛凉透络，强壮心机，兴奋神经等方，皆谓之开透法。此为治疗温热伏邪，内陷神昏，蒙闭厥脱等危证之要法，急救非此不可。此等危证，虽由于心肺包络及胃肝内肾冲督等之结邪，而无不关于脑与脑系。盖以脑为元神之府，心为藏神之脏，心之神明，所得乎脑而虚灵不昧，开智识而省人事，具众理而应万机，但为邪热所蒸，痰湿所迷，瘀热所蔽，血毒所攻，则心灵有时而昏，甚至昏狂、昏颠、昏蒙、昏闭、昏痉、昏厥，而全不省人事矣。厥而不返，亦必内闭而外脱矣。治宜先其所因，解其所结，补其所虚，提其所陷，以复心主之神明，此开透法之所以出死入生，而为最紧要最珍贵之良法也。其有开窍透络、强心提神之不同。
5.清凉法：温热郁于气分为伏热，郁于血分为伏火。凡能祛除伏热与伏火之法皆谓之清凉法。辛凉开达，苦寒通降，双方和解，均可使伏邪从表里而泄。则发表法、攻里法、和解法亦即清凉法。惟三法之所不逮，则必赖清凉法以直折里热，故清凉法即为以苦寒之物直折里热之意也。凡用清凉法必先辨其为伏热，为伏火。清热之后，首用辛凉，继用轻清，终用甘寒，均属清气分之热。至若伏火，则属血分，为实而有物，其所附丽者，非痰即滞，非滞即瘀，非瘀即虫，但清其火，不去其物，必不奏功。故有清火兼消痰，兼导滞，兼通瘀，兼杀虫等之不同。而有时亦用苦寒复甘寒法，使苦寒不致化燥；苦寒复酸寒法，以通孙络之积血；苦寒复咸寒法，一以清利内肾之溺毒，一以清镇冲上之逆气，一以清通外肾之败精。火散则为热，热聚则为火，火与热只在聚散之间，故清热与泻火，可分亦可合，但其先后缓急之间，必有限界。清凉法计有辛凉开达、轻清化气、甘寒救液、苦寒直降、清火兼消痰、清火兼导滞、清火兼通瘀、清火兼杀虫、清络宣气、苦寒复甘寒法、苦寒复酸寒法，苦寒复咸寒法之不同。
6.温燥法：温热为伏火证，本不当用温燥。然有不得不用者：(1)温热兼寒，新凉外束，伏邪不能外达，暂用温燥以解外寒；(2)温热兼湿，湿遏热伏，致伏邪不能外出，暂用辛燥以使湿开热透；(3)温热夹水，停积胸脘，致阳气受困，则宜于发表清里药中加温燥之品以祛水气；(4J温热夹冷食，填塞膈脘，当用温化燥削，使膈开阳气宣达，然后伏邪方可外溃；(5)温热夹虚，凉泻太过，不得不暂用温燥扶阳；(6)温热夹痰，冷遏太过，抑郁阳气，壅闭伏火，则先宜吼温化之品宣导痰滞；(7)在温热诸证中，惟湿温一证，其间宜清凉芳烈者固多，宜温化燥渗者亦不少。
7.消化法：消者去其壅也，化者导其滞也。凡人气血所以壅滞者，必有所因，先其所因而坚者削之，此即消化之法。计有消食、消痰、消水、消瘀、消虫积等之不同。种种见证，不一而足，务在明辨证状，按法而消化之。
8.补益法：温热为伏火证，本不当用补益法，然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病温虚甚死，内经早有明训，当实其阴“补其不足；况每有屡经汗下清和而不退者，必待朴益而后始痊；亦有凉药太过而伤阳气者，则补血补阴，补气补阳，叉当酌其轻重，不可偏废。凡屡经汗下清和而烦热更甚者，当补阴血“济阳，所谓寒之不寒，当责其无水者是也；屡汗下清和热退而昏倦痞利不止者，当补阳气以培元，所谓祛邪必先扶正，正足邪自去也。补益法有清补、温热、调补、平补、峻补、食补等之不同。
第九节张锡纯的温热观
张寿甫，字锡纯，河北省盐山县人，生于公元1860年—1933年，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三十卷，属中西医忙通派医家。
张氏认为，温病在上古时，原与中风、伤寒统名之为伤寒，是以秦越人《难经》有“伤寒有五”之说。张仲景著《伤寒论》，知温病初得之治法原与伤寒、中风不同，故于太阳篇中明分为三项，是中风、伤寒、温病，为急性热病之三大提纲。因温病亦必由太阳而人，故仲景冠以“太阳病”三字，然其化热最速，不过数小时即侵入阳明，是以不觉恶寒转发热而渴也。因此，他不同意叶天士、吴鞠通等之温病自手太阴而人的观点。
张氏对外感急性热病的贡献，主要是在治疗上，既遵仲景古法，叉能临证权变，且自创新方，隽意叠出，略举数例如次。
l.桂枝汤：桂枝场所主之证，乃卫气虚弱，不能保护卫与营，外感之风直透卫而人营，其营为风邪所伤，又乏卫之保护，是以易于出汗。其发热者，因营分中之微血管原有自心传来之热，而有风以扰之，则更激发其热也。其恶风者，固卫虚无御风之力，而病之起点又由于风也。推原其卫气不能维护之故，实由于胸中大气之虚损。是以，他在用桂枝汤时，恒加黄芪以补其胸中大气，加薄荷以助其速于出汗。叉宜加天花粉助芍药以退热，因但用芍药退热之力不足，尚可防黄芪服后能助热也。他又有屡用屡效之便方，即用怀山药细末两半或一两（30~45克）凉水调和煮成稀粥一碗，加白糖适口，以之送服西药阿斯匹林一瓦(1克)，得汗即愈。
2.麻黄汤：麻黄汤原用解其外寒，服后遍体汗出，恶寒即愈。有其病人从此遂愈者，间有从此仍不愈，后浸发热而转为阳明证者，此乃服麻黄汤出汗后，其营卫内陷之热，若还表随汗消散，则其病即愈，若其热不复还表而内陷益深，其热必将日增，此即太阳转阳明之病也。因此，他在用麻黄汤时，必加知母数钱以解其内陷之热，服后未有不愈者。由此他旁及于大青龙汤，谓麻黄与石膏同用，间有不汗之时；若用麻黄加知母汤，将知母重加数钱，其寒润之性人肺中化合而为汗，随麻黄以达于外，而烦躁自除矣。间有其人阳分虚者，又当不加石膏，而加补气之药以助之出汗。
3.麻杏甘石汤：张氏认为，麻杏甘石汤原为救温病误治之方，实即治温病初得之主方，而欲用此方于今日，须将古方之剂量稍加变通。若其证非汗出且热稍重者，恒将石膏之分量为麻黄之十倍，或麻黄一钱，石膏一两，或麻黄钱半，石膏两半（原方麻黄用四两，石膏八两）。
4.白虎加人参汤：张氏生平治寒温实热，用白虎加人参汤时，恒多于用白虎汤时，而又恒因证制宜。凡遇脉过六至者，恒用生怀山药一两以代方中粳米，盖以山药含蛋白质甚多，大能滋阴补肾，而其浓郁之汁浆又能代粳米调胃也。若遇阳明之热既实，而其人又兼下利者，恒用生杭芍一两以代方中知母，因芍药喜清肝热以除痢疾之里急后重，而其凉润滋阴之性又近于知母也。又于阳明肠实大便燥结者，恒投以大剂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往往大便得通而愈，且无下后不解之虞，盖因服白虎汤及服白虎加人参汤后，壮热已消，燥结已润，自易通下也。
5.从龙汤：治外感痰喘，服小青龙汤后，病未痊愈，或愈而复发者，继服此汤。其汤为龙骨、牡蛎、生杭芍、清半夏、苏子，牛蒡子诸味。有人怀疑，余邢未尽，用龙、牡收涩之品，将余邪固闭于中，纵一时强制不喘，恐病根益深，异日更有意外之变。他认为，龙骨最粘涩，能收敛正气，凡心神耗散，肠胃滑脱之疾，皆能已之。此药但敛正气，不敛邪气，所以仲景于伤寒邪气未尽者，亦恒与牡蛎同用，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愚于伤寒、温病，热实脉虚，心中一旺忡，精神骚扰者，恒龙骨与芋肉、生石膏同用，即可随手奏效。
6.四解汤：（即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宣解汤），张氏认为，温病大纲，当分为三端，一为风温，犹是外感之风寒也，其时令已温，外感之气已转而为温，故不名伤寒、伤风，而名风温，即《伤寒论》中之风温是也。然其证有得之于春初者，有得之于春暮者，有得之于夏秋者，当随时序之寒热，参以脉象，而分别治之。若当春初秋末，时令在寒温之间，初得时虽不恶寒，脉但浮而无热象者，宜用清解汤，加麻黄一二钱。若当暑热之时，其脉象浮而且洪者，用凉解汤，或寒解汤。一为春温，其证因冬月薄受外感，不至即病。迨至春日阳生，内蕴之热，原有萌动之机，而复薄受外感，与之相触，则陡然而发，表里俱热，宜治以凉解汤，热甚者治以寒解汤。三为湿温，其证多得之溽暑。阴雨连旬，湿气随呼吸之气，传人上焦，窒塞胸中大气，因致营卫之气不相连贯，其肌表有似外感拘束，而非外感，若舌苔滑腻，微带灰色，当用解肌利便之药，俾湿气由汗与小便而出，宜冶以宣解汤。
清解汤：薄荷叶四钱 蝉蜕三钱 生石膏六钱 甘草一钱五分
凉解汤：薄荷叶三钱 蝉蜕二钱 生石膏一两 甘草一钱五分
寒解汤：生石膏一两 知母八钱 连翘一钱五分 蝉蜕一钱五分
宜解汤：滑石一两 蝉蜕三钱 连翘三钱 甘草二钱 生杭芍四钱
方中薄荷气味近于冰片，最善透窍，其力内至脏腑筋骨，外至腠理皮毛，皆能透达，故能治温病中之筋骨作疼者。蝉蜕皆去足，性微凉味淡。此乃发汗中之妙药，有身热不任发表者，用之最佳，石膏性寒．凉而能散，皆生用。
7.镇逆承气汤：治寒温阳明腑实，大便燥结，当用承气下之，而呕吐不能受药者。
芒硝六钱 赭石二两研细 生石膏二两捣细 潞党参五钱
或问：此证胃腑热实，大肠燥结，方中何以复用党参？答日：此证多有呕吐甚剧，并水浆不能存者，又有初病即呕吐，十数日不止者，其胃气与胃中津液，必因呕吐而有伤损，故用党参助胃中元气，且与凉润之石膏并用，大能滋胃中津液，俾胃中气足液生，自能运转药力下至魄门以通大便也。
8．青盂汤：治温疫表里俱热，头面肿疼，其肿或连项及胸。亦治阳毒发斑疹。
荷叶一个，用周遭边浮水者良，鲜者尤佳。
生石膏一两捣细 真羚羊角二钱，另煎兑服 知母六线 蝉蜕三钱，去足土 僵蚕二
钱 金线重楼二钱，切片 粉甘草钱半疫者，感岁运之戾气，治温疫，世习用东垣普济消毒饮。此方较之普济消毒饮清解之力大大增强。
第十节时逸人与《中国时令病学》
时逸人（1896—1966年）江苏无锡人。祖迁江苏仪征，后又迁居镇江。生平著述甚丰，有《时氏诊断学》、《时氏处方学》、《时氏生理学》、《时氏病理学》、《中国药物学》、《中国内科病学》、《中国传学病学》、《中国妇科病学》、《中国儿科病学》等。1930年著《中国时令病学》，认为“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融伤寒与温病为一体。该书自1930年问世后，曾增订了九次。于1953年更名为《中医伤寒与温病》。兹根据此本详述其主要论点如下：
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
时氏说：“余编订本书之主张，认为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惟有单属风寒感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执，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证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属感冒性病证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证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证状，则为胃系温病。在经过上言之，初期多发见肺系病状，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分，此其三。
古医皆以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则以为新感，伏邪二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此其四。”
他又说：“伤寒、温病，皆以恶寒发热为其必有之证型，所不同者，中医认为有无内热之潜伏。在病情上言之，风寒之证，恶寒较重，暑热之证，发热较重。恶寒较重之证，则为‘伤寒’，发热较重之证，即为‘温热’。“前代医家认为伤寒、温病必需分立门户，余则认为伤寒、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仅初起时可分，以后无甚差别，两者受病来源及发病经过亦属相同。所不同者，惟在伏热之有无，故其证状上之恶寒发热轻重不同，及有渴与不渴之分别，祗此一端。即谓温热在三焦，与伤寒传六经者不同，实未能认为满意。”
二、伤寒与温病初起不同，必须分别施治
他说：“根据仲景之意见，乃指恶寒、口不渴者为伤寒；发热、口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但恶寒与发热，常互相并见，不能分离，因受寒之后，毛窍收缩，即恶寒；体温储留则发热。尤其在初起之时，特别显著。若求单恶寒而不发热，或单发热而不恶寒，诚不易得。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方有不恶寒，但恶热之现象，在初起之时，绝无此种现象，若欲开伸其意，必须加以补充。故余之意见，以恶寒轻而发热重，口渴者为温病。反之，恶寒重而发热轻，口不渴者为伤寒。伤寒与温病之标准，系乎发热之轻重，口渴与不渴之间耳。”又谓：“凡内热重之素因（体温增进），如受外感，必患温病；内热轻之素因（体温衰减），如受外感，必患伤寒，阅者勿易其言。盖此乃伤寒、温病之分水岭，治法上之指南针。”由此说明，两者虽属同类性质之疾病，但其证状与治法，仍有显著的分别。伤寒与温病，初起宜开表逐邪，伤寒宜辛温发汗，温病宜辛凉发汗，苟无伏耶及误治等变，自可迎刃而解。若稽留五六日之久，成往来寒热半表半里证，宜投和解剂，以和解其寒热之互结；若其人内热重者，成心烦、高热、口渴、自汗之阳明证，宜大剂清其内热，通其二便，此为伤寒与温病本证之治法。他若兼脾胃虚寒之太阴证，心脏、肾肝衰弱之少阴证，里虚而寒热相错之厥阴证，则宜随其兼证治之。此外，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等证，又各有不同的治法，然大耍仍不出三阳经之范畴。
三、伤寒与温病，宜用六经辨证法
时氏认为：“六经名义统治中国医学，垂数千年之久，本篇特将三阳经与三阴经分开立
论。三阳经病证，以发热为主——固热型有恶寒发热，往来寒热，及不恶寒，但发热之不同，属于三阳经之病证；三阴经病证，以脏腑机能之变化为主——太阴为消化器病，少阴为心脏及肾脏病，厥阴为里虚而寒热套复之病。”
他说：“温病与伤寒最初发生之起点，病在肤表郁遏，故恶寒，发热，头痛，无汗，是为太阳病，以太阳为主体。其余五经，无不可传。病势稽留五六日或八九日后，……发生胸满，胁痛，往来寒热，是传少阳。著内热极重，呈高热，自汗，心烦口渴证，是传阳明。苟体质壮实之人，无论传变至任何程度，不出三阳经范围。三阴经病证，虽有寒热之分别，然其主体不在外邪之侵袭，而在脏腑机能之减退。体气虚弱者，偶经感冒，必现三阴经之证状；兼肠胃病之呕吐，下利，是传太阴；兼心脏病之脉微细，但欲寐，是传少阴；兼热深厥甚，气上冲，心疼热，是传厥阴。”“余之意见，以为以病机言，三阳经病证，属卫外机能之变化为主，三阴经病证，为脏腑机能之变化为主；以病情言，三阳经为实证，三阴经为虚证；以病位言，三阳经为表证，三阴经为里证。”
四、对新感与伏邪之意见
时氏认为，伤寒温病初起，有先驱证者为伏邪，无先驱证者为新感。新感与伏邪，自是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先驱证指未病前三四日，有倦怠，头痛，食少，恶寒，胸闷，心烦，口渴，少眠，溺赤等证状。脉弦或沉弱无力，或沉弦而躁，苔色或腻或厚，或鲜红无苔，均为伏邪；脉浮，苔白者，则为新感。伏邪之感受有三：(1)受邪轻浅，未曾发作，过后复经感冒发病者；(2)已发作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者；(3)曾经治疗，未曾根除，后又复发者。纯粹新感证，轻而易治，兼有伏邪外发者，较为难治。
辨证施治的具体方案
时氏在该书中，专以时令感冒性病证为限，不及其它传染病，而制定的具体辨证施治方案是：
第一阶段：初起时期以发热恶寒为主，是为太阳病。
1．脐紧身痛，恶寒重，发热无汗者为伤寒。
2.脉数心烦，口渴咽痛，舌尖红赤，发热重，恶寒轻者为温病。
3.未发热前三、五日，如有全身倦怠，饮食减少，头昏肢酸，心烦胸闷，大便不畅等证．
名为先驱证，即属伏邪。
治法：
1.伤寒用荆防解表汤（荆芥、白芷、杏仁、建曲、生姜、防风、苏叶、赤苓、陈皮、葱白）。
2.温病用葱豉桔梗汤（葱白、桔梗、薄荷、竹叶、豆豉、甘草、炒山栀、连翘）加防风、酒芩、银花。
3.伏邪——先辨其为伤寒，抑为温病，再选用上方随证加减。
第二阶段：
甲、往来寒热——少阳病。
1.发热重，舌尖红赤，心烦口渴，脉数为温病。
2. 恶寒重（发热轻），舌淡苔白滑，口不渴为伤寒。
治法：往来寒热，胸闷胁痛，偏于表者，用柴胡枳桔汤（柴胡、半夏、枳壳、生姜、黄芩、桔梗、陈皮、葱白）；往来寒热，膈闷脘满，呕吐，小便不利，心烦口苦，偏于里者，用蒿芩清胆汤（青蒿、枳壳、半夏、赤苓、黄芩、陈皮、碧玉散、竹茹）。
乙、不恶寒但恶热——阳明病。
1.发热自汗宜清导。
2.发热无汗宜清透。
3.舌苔白而微黄，属痰热壅遏；纯红无苔，属热邪潜伏；厚腐满布，属糟粕堆积。
4.脉形左部浮紧，右部滑数而大，属外感束内热之象。
治法：
1.发热自汗，用新加白虎汤(生石膏、山栀、知母、元参、泽泻、荷叶).
2.发热无汗，心烦躁扰，舌躁咽痛，目赤鼻衄，肢冷昏睡，夜间谵妄，或呕或泄，用清瘟解毒饮（生石膏、酒芩、丹皮、桔梗、赤芍、小生地、知母、山栀、川连、元参、生甘草、竹叶、犀角、菊花、银花、僵蚕、连翘、青蒿）。
3.大便燥结，或协热下利，便而不畅，肛门热痛及腹满者，用白虎承气汤（生石膏、大黄、生甘草、竹叶、知母、芒硝、荷叶）。
4.夜间发热，咳血及呕血，或下血者，用犀角地黄汤，青蒿鳖甲汤，佐以止血药。
5.神糊昏睡者，用紫雪丹，或牛黄安官丸。
第三阶段：
甲.腹满呕吐自利——太阴病。
l.虚寒证：口不渴，脉缓弱，呕吐冷涎，下利稀水，腹痛，喜热手按，全身体温低降，出冷汗，宜“四逆”类。
2.实热证：心烦口渴，手足温，呕吐酸臭，腹阵痛，不喜手按，大便泻而不爽，肛门热痛，小便赤涩，或潮热自汗，宜“承气”类。
治法：呕吐、腹满，便泻、苔白腻、脉缓弱无力者，用香砂胃苓汤（木香、砂仁、白术、苍术、川朴、泽泻、陈皮、炙甘草、桂枝、猪苓、茯苓、加灶心土）。如脉缓滞有力，便泻不畅者，用梗实异滞汤（大黄、枳实、黄连、黄芩、陈皮、厚朴、茯苓、建曲）。呕吐甚者加代赭石。
乙.脉微细，但欲寐——少阴病。
1.寒证：以脉沉细如无，舌色淡，苔白滑，口不渴为主。
2.热证：以心烦咽干，失眠，脉细数为主。
治法：
1.寒证：脉沉细，恶寒倦卧，反发热者，用参附再造汤（党参、附片、羌活、细辛、生姜、桂枝、防风、炙甘草、大枣、葱白）；下利肢冷者，用白通汤（干姜、附子、葱白）；下利腹痛，冷汗外出者，用四逆汤（干姜、附子、炙甘草）；自汗不止，筋惕肉瞤，及内有停水者，用真武汤（附子，炒白芍、白术、茯苓、生姜）。
2.热证：脉细数，心烦失眠，用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黄芩、白芍、鸡子黄、生地）；若兼咽痛心烦，阴虚内热，用养阴清肺汤（生地、麦冬、玄参、薄荷、丹皮、生草、川贝母、白芍）；若兼神昏谵语，溲短赤涩，用导赤清心汤（鲜生地、茯神、通草、益元散、丹皮、莲心、麦冬、竹叶、玄参、灯芯）；若面赤，足冷，喘息，此阴虚阳浮上扰，用龟板地黄汤（生龟板、大熟地、淮山药、炙甘草、生黄柏、知母、猪脊髓）。
丙.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厥阴病。
1.寒证：四肢逆冷，饥不欲食，下利清谷，脉沉微绝，苔白滑，舌色淡。
2.热证：消渴，心中疼热，发热烦燥，便泻不畅，肛门热痛，或热利下重，便浓血。
治法：
1.上热下寒：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心下痞满，腹鸣下利，舌尖赤，根后白腻，脉虽弦数，但按之无力，用生姜泻心汤（生姜、黄芩、半夏、甘草、干姜、黄连、党参、大枣），去甘草，加枇杷叶、竹茹，继用乌梅丸。
2.上寒下热：口淡不渴，呕吐清水，若食八口即吐，四肢冷，心悸腹痛，便泻不畅，里急后重，肛门热痛，小便赤涩，舌赤，苔白后黄，脉沉散或弦数，用仁香汤（砂仁、蔻仁、木香、藿香、泽泻、川朴、陈皮、枳壳）后，用白头翁汤（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
3.外热内寒：微发热自汗出，面微赤或郁冒，下利清谷，四肢逆冷，舌苔白滑，脉沉弱或有时略有数象，用通脉四逆汤（甘草、干姜、附子）或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4.外寒内热：指尖冷，微微恶寒，在发热时微觉烦躁，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以上轻证），四肢冷，胸胁烦满，有时高热，烦躁不安，热利下重，甚则便血（以上重证），舌赤或绛，苔黄，脉弦数，外寒重者，乃有浮紧之象。轻证用栀子豉汤（栀子、香豉）加银花、连翘、桑叶、赤苓；重证高热自汗，用白虎汤；热利下重用白头翁汤。
又时氏认为，惟温病中备有不同之时令，即各有不同之证状，治疗方法，亦不能相同。
因此，于下编《温病附录》列温病、暑温、伏暑、湿温、秋燥、冬温诸证。
第九章 建国后急性热病学发展简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祖国医学从此而得到了新生。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1955年底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又于1956年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第一批高等中医院校，各地又相继建立了一批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医院。这些，都为发展祖国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临床实践阵地。在急性热病学方面，如乙型脑炎、麻疹、肠伤寒、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毒性肝炎、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性疾患的治疗研究上，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从总的形势看，在中医急性热病的理论上还未有深入的探讨，因而表现在伤寒与温病的论争延续至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高等中医院校所编著的《伤寒论讲义》（三版教材改为《伤寒论选读》）、《温病学讲义》（三版教材改为《温病学》），采取了谨慎保守的态度，将伤寒与温病分作两门课程讲授，伤寒自是伤寒，温病自是温病。认为：病因上，伤寒为感受寒邪而为病，温病为感受风、暑、燥、湿、火、毒邪而为病；传变途径上，寒邪自皮毛而入，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六经规律传变，温邪则自口鼻吸受，依卫、气、营、血或上焦、中焦、下焦的规律传变；治疗原则上，伤寒初起应辛温解表，须时时顾护阳气，以寒邪最易伤阳，而温病初起，宜辛凉解表，必处处保护阴液，以温邪最易伤律；伤寒不传染于人，温病可呈传染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继承了前代温病学家的意见，并无创见。在《伤寒论》的研究上，二版教材又提出了厥阴病应在少阴病之前的论争。
但是，也有一些医家，根据教学和临床实践，逐渐认识到伤寒与温病，其所研究之对象，同是外感热病，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六经辨证法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法应该统一起来。如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氏认为：
一、从历史过程看，应该统一。“外感病从六经辨证到卫气营血辨证，是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是一个发展。自清到民国，出现如《伤寒指掌》、《通俗伤寒论》之类著作，书中吸收温病之法与方，而仍名之伤寒，这是从分到台的一个尝试。”“把《伤寒论》六经辨证法与温病学辨证法经过大家的讨论和议订，最后使之统一起来，是今天中医学者研究之课题，也是一个发展。”
二、从病因看，应该统一。“在今天，对外感热病的病因，光承认生物因素，不承认气候，环境等因索是不够的，不注意人体‘正气存内’这一决定性因素就更不全面了。吴鞠通之病因论（按：即指：l.外界环境及气候的变化；2.人体有弱点，给外邪以可乘之机；3致病物质（戾气）的伤害。）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进步的。这一理论于外感六淫也可通用，这是辨证统一的基础。”
三、从病机看，应该统一。《伤寒论》六经病，从三阳至三阴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温病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伤寒论》的阳明病证与温病学说的气分证及中焦证，从理论到立法与处方，都有共通之处，只不过温病学派补充了很多内容就是了；六气不但可以从火化，也有从寒化者。由此可见，伤寒与温病之病机基本上是一致的。
四、从辨证看，应该统一。“六经辨证法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定基础。其功甚伟，但不可否认，它未能全面地掌握外感热病的规律，则是事实。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只有大纲，未有条目，未作系统之论述，故仍有不完备之处。吴鞠通创三焦辨证法，其优点是结合病邪之不同（九种温病）与侵犯之脏腑（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共同辨证，有纲有目，较之叶氏卫、气、营，血更为详细，但在临床运用上，都不及卫、气、营、血辨证法易于掌握。…可知三种辨证法，各有优缺点。温病学说辨证法是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补充了前者的不足，将三者综合起来，拟订一个统一的辨证纲领，以掌握外感病的发病规律，是完全可能的。”
五、从实践看，应该统一。根据1979年5月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对2391例内科热病的冶疗总结，及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总结治疗钩端螺旋体病657例的报告，认为“从上述中西医结合，应用温病学说辨证法及六经辨证法治疗传染病都有不同程度的疗效这一事实，证明这两种外感病辨证法都可随意取用。……如果把它们融汇贯通，取长补短，经过全国同道们的集思广益，研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外感病辨证法，岂不更好？”
因比，有些研究单位提出了有关辨证法的具体方案，如：
1.浙江省西医学习中医试用教材编写组《中医基础学》分：(1)邪盛正实阶段（包括表卫、里热阶段）；(2)邪衰正虚阶段（包括阴虚阶段、气虚阶段）；(3)邪去正复阶段。
2.上海中医学院《辨证施治》分：(1)实证期（包括表证、半表证、半里证、里热证）；(2)虚证期（包括阳虚、阴虚）。
3.江西中医学院《热病学讲义》分(1)热病表证（包括表寒虚、实，表热虚、实）；(2)半表半里证（少阳寒热错杂，少阳湿热郁滞）；(3)里证（里热虚、实，里寒虚、实）。
4.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基本理论教材》分：(1)卫分证：(2)气分证；(3)营分证；(4)血分证；(5)伤阴证；(6)伤阳证。（参见《新中医》，1982年8月）。
我们认为外感急性热病的辨证可以六经辨证为基础，吸收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的内容，具体方案是：
1.太阳病证型：分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风湿、太阳风温、太阳暑温、太阳湿温、太阳秋燥七个证型。
2.阳明病证型分阳明热盛，阳明腑实（里热成实、津伤脾约）、阳明发黄、阳明结胸、阳明下利、阳明湿温、阳明暑温七个证型。
3.少阳病证型：分少阳郁热、三焦湿热、热入血室三个证型。
4.太明病证型：分太阴下利、霍乱吐利、太阴发黄三个证型。
5.少阳病证型：少阴有热化、寒化之分。少阴热化分营血热盛、热人血分、阴虚心烦、阴虚咽痛、阴虚停水、邪留阴分、真阴欲竭、虚风内动八个证型：少阴寒化分阳虚下利、阳虚停水、阳虚下血、阳虚寒盛、阳虚外感五个证型。
6.厥阴病证型：厥阴病有热厥、寒厥、就厥之不同。热厥分热人心包、热盛动风、厥热下利、厥热斑疹四个证型；寒厥分真阳欲脱、阴盛格阳、阴盛戴阳三个证型。
第十章 关于急性热病学
发展史的分期与展望
上述九个章节，我们系统地论述了祖国医学中急性热病学的发展概况，现在便可以进而讨论它的分期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了。
急性热病学的研究对象
祖国医学中之急性热病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传统所说的伤寒学与温病学所研究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凡感受六淫及疫疠之邪，能引起人体骤然发病，且以发热为临床必具证状的疾患，以及急性热病因误治、失治而使病程迁延的疾患，均应包括在内。这样，就包括了现代医学中传染性与感染性疾病的绝大部分内容。
二、急性热病学发展史的分期问题
（一）关于分期的标准
学术流派的产生与发展及所达到的科学水准，同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与历史朝代的兴替有着明显的联系，祖国医学的发展同样是如此。学术流派的确立，是以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依据的。因此，我们考虑，急性热病学发展史的分期标准，主要是这样两点：(l)尽可能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某一兴替阶段相一致，但亦不必强求；(2)主要以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为依据。
（二）分期的初步意见
1先秦时期——对急性热病认识的感性阶段
自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至先秦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至公元前221年）的四千多年间，为中国厉史上的奴隶制时期（说见唐兰《从大泣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后期，即春秋战国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政治学、史学、哲学、文学、科技等都有专门著述传世，唯独医学没有，现存《索问》、《灵枢》、《难经》，都是西汉中后期乃至东汉初期的作品。因此，这一时期有关急性热病的认识，只能从其他文献中找出些散见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归纳。
这一时期对急性热病的认识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通称为“疢”，如《左传·襄二十三年》传：“季孙之爱我，疾痰也，盂孙之恶我，药石也。”《诗·小雅·小弁》：“痰如疾首。”《说文》：“疢，热病也。”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热病则称为札、瘥、疠、 、疫。如《左传·昭十九年》传：“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郑注：“札，疫疠也”。杜注：“小疫日瘥。”疠，《左传哀元年传》：“天有灾疠。”注：“疾疫也”。 ，亦作 、渍、积、瘠。庄二十年《公羊传》：“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 也”。何休注：“ ，民病疫也”。疫，《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说文》：“疫，民皆病也”。《字林》：“病流行也”。
在对急性热病的病因认识上，迷信观念占着统治地位，认为乃疫疠之鬼在作祟。《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难”句并注云：“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同疠）随之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殴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疫也。”但是也有朴素唯物主义观念之产生。《子华子》：“长短颉牾，百疾俱作，时方疾疠，……所以然者，气之所感故也。”
2.秦汉至五代（约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60年）——确立六经辨治急性热病的理论体系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主要医家有张仲景、王叔和、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
《内经》的著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90年的230年间。《内经》对急性热病学的贡献，是总结先秦至西汉前期的临床经验，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提出了六经辨证急性热病的辨治纲领，同时把所有急性热病，统称为伤寒，如所谓的“今夫所谓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内经》认为，急性热病的致病因子主要是寒邪，《素问·热论》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同时也认为，四时之气，皆能为病。《玉机真藏论》日：“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灵枢·口问》：“夫百病之始也，皆生于风雨寒暑。”这样，就杷六淫都包括在“伤寒”之致病因素之内了。这是外因，更为重要的是内因。《金匮真言论篇》：“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是。
在病机上，《内经》提出外感急性热病首先侵犯太阳经脉。《热论篇》说：“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调经论》说“风雨之伤人，先客于皮肤。”然后按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传变。并论述了六经的临床证候，提出了治疗原则：在三阳经，可用汗法，在三阴经，可用下法，以及针灸的五十九刺等具体方案，还有“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等治疗原则。
关于急性热病的分类。《内经》分为伤寒、温病、暑病、疫病；《难经》分为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五类。
总之，《内经》的六经辨证纲领，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急性热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分类、治疗、预防、预后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与临床问题，为祖国医学的急性热病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继《内经》之后的张仲景的《伤寒论》，是祖国医学中研究急性热病的第一部专著。它对《内经》的六经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而建立了对急性热病辨病与辨证相结台，具有因（病因）、理（病机）、证（证候）、法（治则）、方（措施）一整套内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辨治急性热病不朽之经典著作。《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实质是：对多种外感急性热病，以脏腑经络为其物质基础的，以邪正消长为其中心的，具有动态变化与定量变化的一种临床辨证方法。
王叔和在《平脉法》中首先提出了伏气学说。他说：“伏气之病，以意候之”、“当须脉之”。孙思邈在提出病因学上的瘴疠说的同时，还提出了积极的预防治疗思想。《千金要方·伤寒例第一》说：“……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气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而能以道御之。……天地有斯瘴疠，还以所生之物以防备之。”
随唐时代的医家，在辨治急性热病上，基本上还是遵循《内经》、《伤寒论》的体系，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创新，主要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医家治疗急性热病的宝贵经验，并创制了一些新方剂。
总之，这一时期是有伟大建树的时代，产生了《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建立了祖国医学辨治急性热病的理论体系。
3宋元时期（960—1368年）——六气皆从火化的病机学说与伤寒、温病的开始分家
由于某些医家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实质，以及《伤寒论》本身的局限性，致使产生了伤寒方不能治疗温病的临床实际难题，这就促使宋元时期的某些医家，在急性热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其中最有成就的应该是刘完素的六气皆从火化的病机学说。
《素问》的病机十九条，从病因上讲，实际是两类。一类为内因，即心肝脾肺肾五脏自身为病；一类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侵袭人体而为病。但是，《索问》并没有从“之化之变”的角度，对疾病发展变化的机转予以明确的解释，而刘完素正从“之化之变”上对五运及六气病机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得出六气皆从火化的结论。刘完素之六气为病，共列举八十一种病证，除上下所出水液澄沏清冷、徽、下利清白、吐利腥秽四种纯属寒证，瘕、癞、疝、坚痞腹满急痛、食已不饥、屈伸不便厥逆禁固五种有热有寒外，其余72种皆与火热有关，几乎占了十分之九。刘完素备举外感六淫所见的临床证候，而加以逐一讨论，从而建立了火热论学派的理论基础，开辟了认识和治疗热性病，尤其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新途径。他还提出了以辛凉药物开发郁热，微加辛温佐之，及养肾水泻心火等治疗措施，制定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凉膈散等有名方剂。
正因为刘完素的火热论开辟了认识和治疗急性热病的新途径，就必然要产生温热病
从《伤寒论》范畴内分离出来而自成一派的结论。刘完素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此后马宗素、镏洪、常德等便大力发扬，遂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之说，伤寒与温病开始分家，刘完素实际上也就成为后世温热学派的奠基人了。
4.有明时期（1368-1644年）——杂气学说
经过宋、明大约六百多年的酝酿，如宋代的《卫生总微论方》中，就已认识到小儿脐风与大人破伤风为同类性质的疾病。相传在宋真宗时（998-1022年）已开始人痘接种法，最晚在明代用牛痘法预防天花等等。至明朝末年，由于当时疫病流行，死伤惨重，终于在急性热病学的研究领域内，进入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时期，这就是是有性《温疫论》的问世，杂气学说的诞生。
在吴有性之前，关于急性热病的病因学说，有疠鬼说、六气说、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诸种，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病因学问题。用现代医学来验证吴有性的杂气学说，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这就是它的划时代意义的所在，因而是祖国医学急性热病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吴性之杂气，是一个类概念，为病种种，不仅包括现代医学中的传染性疾病，还包括多种感染性疾病。吴氏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把杂气为病推衍到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发斑、瘟疹、大麻疯、鹤膝风、痛风、历节风、老人中风、绞肠痧等等疾病上去，乃至一切无由而生的杂证，实在是震聋发瞶，确属卓见。
吴氏在《瘟疫论》中主要论述了杂气中之疫气为病的各种理论问题与临床问题。他明确指出：“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实为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杂气致病，具有广泛性、多样性、亲和性、特殊性、流行性与散发性等特征。认为邪气先伏于募原而后行发，有九种分传，邪尽方愈。吴氏在其论述疫气致病的病机特征时，否定了脏腑经络自身病理变化在急性热病学发病学上的主要地位。他认为，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某种外界因素可以成为导致疾病的主要矛盾，而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往往如此，如谓“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人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
吴氏在提出杂气学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伤寒与时疫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伤寒与时疫，
感受有霄壤之别。“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这一方面表明他对传统六淫学说的没有忽视，一方面又正好说明了他的建立在直观及思维基础上的杂气学说的不彻底性。
5.有清至现在（1644—1984年）——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与伤寒、温病之论争。
自宋代开始，伤寒与温病便开始了分家。伤寒学有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温病学虽有刘完素的火热论与吴有性的杂气学说，但是毕竟没有形成自己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经过近七百年的发展，终于在清朝前期诞生了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至中期又产生了吴
鞠通的三焦辨证学说。至此，温病学派才完成了基本理论建设，确立了自己的辨治理论，才真正与伤寒分了家。
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他认为，新感温病，起于手太阴肺，然后顺传至胃，但也可以逆传心包，这就与伤寒之起自太阳经不同了。因为心肺同居上焦，有经脉相通，故在病理上，逆传心包的可能性也更大。突出逆传心包在急性热病学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叶氏对急性热病学的贡献之一。至于辨证规律，他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叶氏的卫气营血，实际上是对急性热病全过程的四个不同发展变化阶段的划分。
吴鞠通继承叶天士的理论与临床经验，著有《温病条辨》一书，倡导三焦辨证。他说：
“伤寒论六经，由表人里，由浅人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台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吴氏的三焦辨证，实际上是卫气营血辨证的深化。也就是说，在进行卫气营血辨证的同时，还需要进行三焦辨证，既要确定病邪在卫在气，抑或在营在血，又需确定在上焦，或在中焦，或在下焦。
在叶天士与吴鞠通之间，又有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对湿热证进行了精辟的辨证。
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三人的辨证论治理论，使温热学派独树一帜，而与伤寒学派能够真正分庭抗礼。但究其实质，温热学派的理论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伤寒论》的发展与补充，两者并无本质差别。
至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出，崛起于明清的温病学派算是完成了理论建设，此后则是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真正的论争时代。从1799年至现在的一百八十多年，此期的主要医家有吴坤安、陆子贤、王孟英、陆九芝、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张锡纯、时逸人等，并延续到现今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中。
实际上在吴鞠通之前，叶天士之后，这种争论就开始了，1777年俞根初之《通俗伤寒论》经何秀山整理校勘出版。俞氏认为，伤寒为外感百病之总名，仲景著《伤寒论》，以伤寒二字统括四时六气之外感证，他崇尚仲景的六经学说，认为急性热病应该按六经辨治，实际上对卫气营血辨证表示了反对意见。何秀山自然也是持这种观点的。
吴坤安于1807年出版了他的《伤寒指掌》。他一方面对叶天士等推崇备至，“独叶天士先生所留医案，每寓伤寒于六气之中，妙法精义，无不毕备”，一方面却并未遵从叶天士之说，而认为“是伤寒者，热病之总名也。”他是按六经辨治热病的。因此，他的《伤寒指掌》，按六经次序安排，每一经先古法，次新法。他在认识到伤寒与温病属于同类性质的疾病的同时，并没有因其所具有的共性而忽视其个性，在其《伤寒类证》中云“故善治伤寒者，必能穷究六淫之气，凡温热、暑湿、疫疠之类伤寒者，无不一一辨析明白，而施治各当，要知能治类证，即是能治伤寒，以类证实居伤寒之八九也。”总之，在吴氏书中，一方面认为伤寒之类证与伤寒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又说“类证实居伤寒之八九”，颇有点概念不清之嫌。
陆子贤的《六因条辨》认为伤寒与温病不同。“凡温证，犹伤寒初起，亦先伤阳经，而后传变，然伤寒以六经见证为主，造传变，而后更分营卫气血。温热则以营卫气血为主，势已成，而后兼分六经见证，何也？伤寒先太阳，次阳明，少阳，以次相传而后入阴，温热则太阳之后。便传变无穷，若不先将营卫气血分晰辨明，则茫无畔岸，何可措手，故种福堂《温热论》云：‘温邪上受，首是犯肺，逆传心包。’又云‘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聆此以权衡营卫气血，最为切要。”
陆氏六因中之戾气，与吴叉可的概念不同。他说：“夫风者天之阳气，温者天之热气，若非其时而见之，即为戾气，人或染之，即为病气。”
王孟英是清代温病学四大家之一。他认为张仲景所论述的广义伤寒，与清代温病学家所论述的温热病，是属于同类性质的疾病，若细分之，则有中风、伤寒、温病、湿、喝之不同，其辨治，他主张按卫气营血之规律分为四个阶段。“外感温病，如此看法，风寒诸感，无不皆然。”至若伏邪，则认为“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并认为：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不仅有新感，也有伏邪，因此他说：“守真论温，凤逵论暑，又可论疫，立言虽似创辟，皆在仲景范围内也。”
陆九芝认为，伤寒为热病之总名，“凡温热之治，即当求诸伤寒之论者，无疑义矣。”既如此，其辨证则亦当用六经，伤寒方可概治一切急性热病。陆九芝又认为，阳明为“温热之渊薮。”凡伤寒有五，传人阳明，遂成温病，于是对叶天士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抨击特甚。“果如其说，则所称温热者，不过小小感冒，即俗所谓小风热，小风温，如目赤唾肿喉梗牙痛之类，却只须辛凉轻剂，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数日，遽人心包，为一场大病。“从来神昏之病，悉属胃家，即使热邪人心，亦必先病及胃，苟仅在于肺，则断无神昏之事，即断无人心之理。…‘其曰上受，曰先犯，曰逆传者，皆所以抹杀胃家之故也。”陆氏之论不无偏激，对逆传之论，尚无体会。
雷少逸认为温热与瘟疫不同，“温热为感四时之常气，温疫为感天地之戾气。…四时之常气温病，又有伏气与新感之不同。《伤寒论》统治六气为病，“长沙首列桂枝汤以治风，明明指人统治六气，而非仅治一寒邪之意，于此已露一斑。……况又有白虎汤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湿，炙甘草场以治燥，大小承气以治火，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时贤叉谓伤寒论六经，温热论三焦，此两句书，更为印定眼目，不知邪气伤人，皆由表而人千里，惟温疫之气，秽浊之气，乃论三焦可也。”
柳宝诒之《温热逢源》认为：伤寒温病均须按六经辨证。他说：“凡外感病，无论暴感伏气，或由外而人内，则由三阳而传人三阴；或由内而这外，则由三阴而外出三阳，六经各有见证，即各有界限可凭，治病者指其见证，即可知其病之浅深。……伤寒如此，温病何独不 然，素问热论篇，仲景伤寒论，均以此立法，圣人复起，莫此易也。近贤叶氏，始有伤寒分六经，温病分三焦之论，谓出河间，其实，温热病之法，至河间始详，至温病分三焦之论，河间并无此说，其书具在，可复按也，厥后吴鞠通著《温病条辨》，遂专主三焦，废六经而不论。……伤寒温病，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
何廉臣认为伏气温热病四时皆有，且皆是伏火。他之辨治伏气温病，既不取六经辨证，又不取卫气营血辨证，而认为须分湿火与燥火论治。燥火证有实火、虚燥之不同。实火有发自少阳者，有发自厥阴者；虚燥有发自太阴肺经者，有发自少阴肾经者。湿火证则发于夏至以前者为湿温；夏至以后者为湿热；发于霜降立冬后者为伏暑挟湿，当分别热多湿多。其人中气实，而热多于湿者，则发于阳明胃肠；中气虚，而湿重于热者，则发于太阴肺脾。
张锡纯认为，中风、伤寒、温病为《伤寒论》之三大纲领，而伤寒在上古时，又总括中风、伤寒、温病，因温病必自太阳而人，故仲景冠以“太阳病”三字。因此，他不同意叶天士、吴鞠、通等之温病自手太阴而人的观点。
时逸人于1930年著《中国时令病学》，认为“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明确地、系统地将伤寒与温病融为一体。他提出了四点理由：“伤寒与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惟有单属风寒感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执，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证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属感冒性病证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证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症状，则为胃系温病，在经过上言之，初期多发现肺系病状，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发，此其三；古医皆以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则以为新感，伏邪二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此其四。“前代医家认为伤寒、温病必须分立门户，余则以为伤寒、温病系属同一性质之病证，仅初起时可分，以后无甚差别。两者受病来源及发病经过亦属相同，惟在伏热之有无，故其证状上之恶寒发热轻重不同，及有渴与不渴之分别，祗此一端，即谓温热在三焦，与伤寒传六经者不同，实未能认为满意。”
解放后三十多年，在急性热病学上并没有获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五大中医院校于五
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分别编写的《伤寒论讲义》（三版教材改为《伤寒论选读》及《温病学讲义》（三版教材改为《温病学》）均采取了慎重折中的态度，承认了伤寒自是伤寒，温病自是温病的观点，认为：从感染途径上来说，伤寒自皮毛而入，温病自口鼻而入；从传变上来说，伤寒按六经传变，温病按卫气营血、三焦传变；从病因学上来说，伤寒为感受六淫之寒邪，温病系感受温热之邢。
但是，也有几家中医学院曾陆续提出了统一外感热病的有关辨证方案，如浙江省西医
学习中医试用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医学基础》中，把外感热性病分为三个阶段：1.邪盛正实阶段（包括表卫、里热阶段）；2.邪衰正虚阶段（包括阴虚阶段、气虚阶段）；3.邪去正复阶段。上海中医学院编写的《辨证施治》，以虚实为纲，分为：l.实证期（包括表证、半表半里证、里热证）；2.虚证期（包括阳虚、阴虚）。江西中医学院编写的《热病学讲义》，分为热病表证（包括表寒虚、实，表热虚、实）；半表半里证（少阳寒热错杂、少阳湿热郁滞）；里证（里热虚、实，里寒虚、实）。广州中医学院编写的《中医基本理论教材》以卫气营血为纲，补充伤阴、伤阳两类辨证内容。
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明确地提出：从历史过程看、从病因看、从病机看、从辨证
看、从实践看五个方面把伤寒与温病统一起来，融汇贯通，取长补短，经过全国同道们的集思广益，研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外感病辨证法，岂不更好？
我们认为伤寒与温病应该统一成为一门学科，因为属于同类性质之病患，即多种急性
传染性与感染性疾患，并完全可以按六经辨治。
三、急性热病学之展望
我们认为，急性热病学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一门学科，应该投入最大人力、物力予以发掘提高。首先应该把伤寒与温病统一起来，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了温病学说，是急性热病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人们可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认识各种急性热病的共同规律；当前伤寒与温病的统一也必将是急性热病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可使人们从每种急性热病的个性规律进一步深入探讨，不仅能正确处理急性热病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且还可更好地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使中医对急性热病的认识将有飞跃的突破，随之而来的对急性热病的治疗也必将取得更有卓效的成果。 |
